对于减少能源消耗在GDP当中所占的比重，以及环境污染，很多的政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请允许我稍微换一个角度谈一下我认为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强调一下价格，和生活方式的选择。然后再看如何加速从能源密集型向能源高效型的转变。

图1 中国的GDP和能源消耗，1980～2004

图1显示的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到2004年GDP和能源消耗的情况，其中一条是能源消耗，大家看到能源消耗基本上是比较缓慢的，但是到2000～2003年之间突然上涨很快，这是与当时的重工业的钢铁、水泥、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还有化学工业的快速发展相吻合的。初级原料的消费，占GDP当中的比重，从80年代以来是下降的，但是从2003年开始方向变为上升。图2中这条线也非常有意思，这是美国能源使用的情况。它说明中国可以改善的余地很大。中美为什么存在这么大的能源效率差别，这里边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工业结构的不同。在美国，服务行业占相当大的比例，他们能源消耗比较小，就是GDP单位能耗很小。

图2 初级能源消费和GDP的比率（中国和美国）

为什么有这些能源消耗比例的不同呢？其中一点就是行业构成的不同。第二个需要强调的就是生活方式的选择，住房、交通格局不同，还有温度的选择不同。第三，就是现有资本的能源效率，这就是资本的总量，比如说一开始的资本能效不好，改善的过程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周期比较长。如果要加快资本本身能源效率，就要让能源价格提升到让人感到稀缺的水平。但在中国很多的能源商品仍然在得到不同程度的补贴。只有把价格提高到让人感到稀缺的时候，才能使人们觉得能源需要更有效率的使用。

另外一方面，要想加快转变的话，就要鼓励替代，也就是说运营的成本是一件事。如果鼓励人们都使用技术，就需要更高的资本成本，但是生活方式的成本长期来说是比较低的。比如你建一座房子，是三层，短期成本会高，但是可以节约能源成本，这是一个替代的做法。比如房地产开发商建房子的时候不会考虑能源效率，他们只想着把房子卖掉，只有购房人才想能源效率。所以，如果需要付出的资本代价比较高，就应该想办法去融资，让人明白付出的成本值得，因为以后的生活使用成本会比较低。

刚才我已经讲到了合适的定价，以及降低使用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市场的价格常常不反映实际的情况，比如在很多国家的汽油税，是因为消耗的汽油会造成空气污染和全球气候变暖。完全靠市场价格也是不行的。很多国家加税是很大的，比如跟日本和西欧相比，美国汽油税是相当高的。政府可以规定效率的标准，提高价格，或税收，都会产生影响，但是有时候只要宣布将在未来做这件事情就足够了。比如汽油价格五年之后要上涨，立刻就会产生相当好的效果，因为你今天宣布，马上变的话是不行的，因为很多人有车了。但是你说三年以后，五年以后价格要提高，等到他们想买车的时候，肯定会买一辆更有效率的车，而且工业设备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发出信号的效果也是很重要的。

我现在尤其想谈一下集体生活方式的选择。影响未来能源消费的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建怎样的未来城市。如果每一个车库里面都有一辆车，那就是噩梦了，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是这样，如果有400万辆车在街上跑就不得了了。汽油消费和它带来的污染会很严重。除此之外，如果都像美国那样依赖汽车的话，交通堵塞和各种各样跟车有关的成本都来了。我觉得发展用户友好型的公共交通系统，就能够取代很多车的使用。城市的交通系统，只要居民区相当稠密，以及周围居民非常稠密，公共交通就起作用了，如果人口不够就不行。但是要达到这种高密度的规划，一定要中央规划，不能交给市场去做，如果交给市场无形之手，那就像洛杉矶、像北京这样，开车开不动了。所以，我认为确实应该有中央比较集中的城市计划，并不一定是由中央政府做，但是各个城市和各个省必须有中心规划。我还要补充一点，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如果要真正开发公共交通，特别是在现代化城市，50～100个2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这个需求，中国就很容易能建立起公共交通的行业，不仅可以向国内提供，也可以向全世界提供，不仅仅可以满足中国的需求，也可以满足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这是很好的途径。我们希望城市像纽约、伦敦和巴黎，而不要像洛杉矶，这些大家都是达成共识了的。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集体的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如果你让它自流的话，就会造成城市的蔓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相同的经历。

下面看看图3，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图表，这是几个国家关于汽油价格的水平，中国是最底下的那条线，第二条是美国，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要高得多，最高的是英国，还有德国、法国，它们的价格都比中国要高。关于汽油税，就是油老虎这个税，我觉得实际上可以采用汽油税，可以类似于像西欧或者是日本这样的税制。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你增加汽油税的话，就不能发展汽车工业了，这实际上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日本、德国，它们有非常繁荣的企业工业，同时它们的汽油税也是非常高的，所以不能说两者并进是一个神话。所以，我觉得在征收汽油税和提高汽油税最好的时机，就是在人们没有买汽车之前，而不是买汽车之后。所以，我觉得十年之后再提高汽油税就非常难了，现在美国根本不可能提高汽油税，如果谁要提高的话，谁就不可能当选为总统。中国在10年、15年以后恐怕可能也会形成这个情况，到时候每个中产阶级家庭都有一辆车，那个时候提高汽油税就太难了，最好是现在就做。

图3 所选国家的汽油零售价格

有一件事情想在这里强调，就是中国应该做的是要作出努力来减少现在对于供应切断的可能性。现在中国进口了一半的能源，但是，实际上中国可以减少这方面的脆弱性，措施是鼓励能源节省和使用可再生能源。但是，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1973～1980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时候，油价大涨，一开始并没有发生任何影响，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进口石油数量大大减少了，价格又降下来了，后来就一直保持低价格，在两三年之后又暴涨。所以，人们觉得这个时机是非常独特的，人们必须有耐心，中国说在今后五年减少单位能耗的20%～30%，政府对于2006年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感到不高兴，但这是可以做到的，大家还是要耐心。你如果发出价格的信号，在经过四五年之后，人们接受了这个信号之后，能耗就会下降，不可能第一年就生效，或者是产生直线下降的效果。同时，能源多样化，可再生能源也是很重要的，还要建立起战略储备。

最后，我总结一下，我觉得中国长远来看，必须寻找一个平衡的综合能源政策，符合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计划，以及人们对于共同交通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经济才可以持续。因为要进行持续发展，确实需要非常平衡的中央计划，还要激励人们节能，并且能够迅速转变消费结构。如果要认真改善单位GDP能耗，一方面是对于初级能源的转移的问题。另外一点，对于环境保护，我们可以减少汽油的使用，减少能源，我们可以使生活质量有所改善，减少大气和水源污染，减少交通堵塞。保证清洁的环境就可以促进社会和谐，环境是一个平等的参数，因为清洁的空气可以使所有的市民都享受，不仅仅是富人，穷人也一样。同样，公共交通也是一个平等的因素。

最后我要说明一点，就是基于现有的资本和基础设施，我们还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具体成果，所以我们需要耐心，需要事先发出信号，比如，价格的信号、收税的信号。这样在人们想买下一辆新车的时候，在建下一个厂房的时候，就会先考虑将要面对的高价格和高税收再做决策。所以，我们要认真执行节省能源和提高效率的政策的话，中国就可以本着《京都议定书》的精神行事，同时也可以走出一条新的道路给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做出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