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年7月8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光彪楼1楼多功能厅

主讲人：秦畅

秦畅

秦畅，上海文广新闻集团广播新闻中心首席主持人，其主持的《市民与社会》节目是中国首批新闻名专栏（1999年），上海首批优秀媒体品牌（2005年）。这档开办近20年的节目在长三角广播市场始终保持着很高的收听率和广泛的影响力。

秦畅：各位好，谢谢大家。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从〈市民与社会〉看市民社会的成长》。

我主持的节目叫《市民与社会》，我们把“与”字拿掉，看看从这个视角可以发现些什么。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成为未来媒体行业的引领者，所以我今天除了分享之外，还想提出一些问题。因为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研究生，所以我很希望今天的问题可以成为你们未来的研究主题，那将是我参加这次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最大的收获。

作为一个传统媒体人，当下我的体会用“恐慌”这个词来形容一点儿都不为过。进入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之前的一个月里，我已经进行了20多场各种各样的演讲和培训。在最近的半年时间里，当我以传媒人的身份在各种各样的人面前讲课时，我有点“气短”。有一段时间我经常会听到周围的人说：“你以为你是CCTV啊！”这背后的隐含意义是什么？是你别那么不厚道，别觉得自己怎么样，想拿谁开涮就拿谁开涮。有时候当我去给领导干部们上课时，他们经常会对我说：“我对你们媒体的爱已经没了，只剩恨得牙痒痒。”尤其是有一次，我跟一些医务界人士在交换意见的时候，他们说，今天医患关系变得紧张全是媒体造成的。他们没有看到整个医疗体系背后的问题，没有看到医生的确收受红包，医生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得不开大处方这些事实，却说医患关系紧张全是媒体人造成的。再加上我们媒体界的确不断地出问题，所以我以一个传媒人身份出现的时候真的有点“气短”。今天我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在我们传媒人自己圈子里面，聊聊我在一线工作时候的一些感悟，甚至是一些恐慌。

第二点是，我们广播这两年的发展跟汽车工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感谢商业部对汽车工业的大力扶持。广播从1998年的经济危机过后经历了三四年的低迷期，大家那个时候认为广播几乎没有市场了。但是2002年上海的赛欧下线，代表中国第一辆为家庭专门生产的汽车下线，在这之后全国的广播收听率大幅度增长。众所周知，2013年所有的电视媒体广告量是大幅度下降的，平面媒体就更惨了。从上海报业的整合大家就可以看出问题。据说上海报业集团2014年可能还有2家报纸面临关张歇业。大家所看到的那么多真人秀节目中，没有几家是真正能够获得盈利的。在传统媒体里唯有广播在2013年依然保持了所谓的增长，全国的平均增长幅度超过了2%。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虽然受新媒体的挤压很严重，但也达到了1.4%的增长。由此我们可以预测广播媒体在新媒体的挤压之下新的发展态势。上个星期我特意问了我们广告部经理2014年上海的广播广告形势怎么样，他说我们台现在已经完成了全年广告任务的80%。因为我们的广告进行了整合，专门为可消费人群制定了广告线路。在早晨8点到9点、下午3点到4点、晚上8点到9点，我们推出了“全职太太”套餐，给在路上送孩子、跟女友喝下午茶、晚上应酬完回家的人制定了新的广告套路。我们在2014年上半年能够完成全年80%的广告任务，那下半年一定是远超全年的任务量。我们将是上海3个单频率创收超过亿元的广播频率之一。上海的FM 100.1，一个频道有不到20个人，一年的创收达到1.3亿元左右。所以，广播媒体可能是所有媒体中性价比最高的，或者说“最暴利”的媒体。据不完全测算，广播的利润超过50%，利润非常高。但是，在这样的现状之下，我知道很多内幕，所以我没有我们的广告经理那么乐观，这将是一会儿我会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个视角。

广播这两年来的发展真的应该归功于汽车进入家庭。汽车进入家庭是人类进入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一个必然趋势。这样的发展脉络今天也延伸到了上海、北京、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所以我们看到广播近两三年以来处于高速发展态势。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在一线工作的广播人，在新旧媒体融合时代有怎样的感受。我的节目叫《市民与社会》，这个节目自1993年开播到2014年，已经整整21年了，在全国的广播系统中是一档老节目。一档节目诞生超过8年，它的生命就会走下坡路。我觉得这有点像狗的生命，活到12岁的时候是最艰难的，相当于90多岁的老太太，3岁到5岁的时候是最活泼、最有蓬勃生命力的时期，好像所有广播节目也都是这样。所以在上海，一档活了20多年，像是一位百岁老人的广播节目的生产制作和发展是相当不容易的。

从我个人来讲，我做这个节目已经有14年了。现在很多人都会问我是否会转行，因为就广播行业来说，我得过范长江新闻奖、广播新闻奖、金话筒奖、全国广播大奖，广播领域所有的奖项我都得过，再待在这个岗位上没什么意思了。我个人认为我前十几年所积累的经验，那些所谓的规律性的运作方法，可能都是阻碍我进一步往前走的山岭。这有点儿像新旧媒体之间的冲突。你在传统媒体里做得越好，你向新媒体转型将越难，你自己永远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以前的那套运作模式、思维方式、话语表达样态，一旦变成新媒体模式，将会很难适应。比如让我在节目里或者在微信、微博上用“小伙伴儿”这样的词，我会觉得很困难。当大家说“童鞋们”这个词时我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当大家说“小伙伴儿”时，我就无法接受。我的实习生们都是“90后”，他们有时候写的一些东西我都忍不住想要修改，但我经常会按捺和压抑自己。我想，这些东西如果是放在新媒体上，那就随着他们“90后”去吧，毕竟这是“90后”最易接受的一种话语方式。

除了这些不能接受的方式以外，还有什么呢？是市民社会的成长。什么是市民社会的成长？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的节目是全国第一家邀请省部级干部参与的节目。1992年12月8日，节目请了当时上海市副市长夏克强进行直播，谈当年上海冬季交通难的问题。2001年，节目正式推出了“市长热线”专栏，成为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市长的固定工作机制，他们每年至少有一次走进《市民与社会》，回答市民的提问。最开始做“市长热线”的时候，听众打电话进来会说：“哎呀市长，我太荣幸了，今天能跟您对话。市长您百忙当中能够抽空来接受我们的咨询，太谢谢您了。您真是人民的好公仆。”全是仰视的，就像我们跟习大大握了手几天都不想洗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状况逐渐改变了。2005年，上海市副市长杨雄在节目里面做嘉宾，讨论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问题。一个听众打电话就直接说：“我想跟杨副市长对话。上海应该进行垃圾分类。我对垃圾分类进行了研究，我认为垃圾分类有好处。我曾经给市政府写了一封信，到现在杳无音信。台湾从2012年开始推行垃圾分类，据说已经初见成效。我希望上海市政府将垃圾分类当一个目标推进。”这样的发言完全没有仰视，是平等的对话，是从市民的视角出发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的质询。

还有一次，一个市民打来电话讨论上海的交通问题。他说他刚从欧洲回来，欧洲有一个公交系统叫BRT体系，他认为上海应该推行BRT。我作为主持人坐在旁边，听不懂什么叫BRT，然后我立刻就去观察坐在我旁边的副市长脸上的神情。因为我很担心，如果市长不知道BRT是什么该怎么办。那位市民觉得BRT有几大好处，比如对于人流集中度高的城市，大容量的公交系统和专用线路开通BRT非常奏效。他讲得慷慨激昂、头头是道，甚至还用了一些数据。然后杨雄说：“我们考察过这套体系。你刚才说的几点是对的，但是有几点是有问题的。BRT体系对候车站要求特别高，因为大容量交通系统一定要有车站。经过研究这个系统最好在路的中间开，在两边开的话会有很多实际的问题，在路中间开的话效率是最高的。上海就一条马路适合做这个系统，那就是延安路。可是在延安路的致命伤就是高架系统都在中间，也不适合开BRT。”那个市民回答：“哦，我还真没考虑过上下车站的问题。”

在2005年之后，我们接进来的市民电话很少是感恩戴德、抒发对领导的崇敬之情的。大多数市民都是很平静地跟领导干部进行对话交流，提出对于城市发展的公共意见。

还有一次上海市市委组织部原部长沈红光在节目里讨论上海首次把所有处级干部的岗位拿出来公开选聘的问题。以前我们的处级岗位，只有单位里知道有几个处级岗位在进行招聘。这次是上海80多个处级岗位全部拿出来晒在网上公开选聘，当选的人也都在网上公示。我邀请沈红光部长来节目中讨论这一次的公开选拔和选聘是否走形式，会不会成为一场秀，能不能成为挑选干部的真正样式。我的节目就是这样，不断有市民打来电话参与。我会跟我的嘉宾讲，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您个人的话语量可能占到节目的1/2不到，更多的意见需要由公众来构成。现在很多领导干部已经接受了这一模式，是来听而不是来说，是来回应和满足需求，而不是来发表施政报告。就在那次节目中，有一个市民打来电话说，如果经过这样的选拔，一些被选上的处级干部在之后的工作中被证明是贪官，那么组织部门会不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事后发现选拔过程中出现问题的话，部长你会不会因此引咎辞职？就在这次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发现市民的对话不仅仅是一次平等的交流，它已经变成了一种监督，监督政府的权力是怎么使用的，在权力使用不当之后会不会为此负责，公共服务系统、党政系统的问责制有没有开展。

我听到越来越多的市民对于政府干部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这几年，特别是2011年微博盛行之后，公众有更多的渠道和场合来发表自己的见解，表达样式完全发生了变化，从以前的仰视到平视再到今天的俯视，这就是市民社会最重要的一部分。市民社会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在我看来就是当人们具备了一定的物质生活基础，并且社会的基本规则确立了之后，人们要求进行公共意见的表达，自然而然地衍生出了权利意识。所以十七大报告中把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作为其重要的权益。党的方针政策具有引领作用，所以十七大把这四个非常重要的权利在文件中确立了下来。

《市民与社会》之所以能运行21年，虽然老态龙钟，但还能以青年人的步履在广播平台上往前一步步地走，我想恰恰是在20多年前设计这档节目时跟我们时代的发展需求是合拍的。在这样一个公共议政平台上，公共意见得到了表达，他们的声音在这里得到了回应，所以《市民与社会》在今天仍然能够得以存活和发展。

那么，在《市民与社会》运行这么多年之后，我为什么还恐慌？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件事情对我的触动很大，引发我作为一个媒体人的一些思考，甚至可以延续到未来很长的时间里。药家鑫案大家一定知道，不用我再讲其中的细节。我的节目一直秉持这样的原则：倾听不同的声音，多元思维的交融，不同观点的碰撞。这是节目的宣传语。每到节目中，我总要启发大家有不同的视角。因为在一个节目中呈现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视角，是一个媒体人的追求。如果一档节目从头到尾都是一种声音的传达，它就和新闻报道没什么两样。既然是一档讨论节目，那就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节目才能讨论起来，这样大家听起来才会有收获。虽然节目有舆论引导的功能，但真正好的舆论引导应该是润物细无声的，润物细无声的引导是在和大家交流的过程中一起讨论的结果，不是直直地、生硬地告诉大家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药家鑫案发生并在微博上热烈讨论了一个月之后，我才决定进入讨论。因为这个案子发生的时候有太多不清楚的问题，太多的说法混杂在一起，不知道方向是什么。当时微博上所有的声音都是“杀”，在新媒体上都找不到其他的声音。尤其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玫瑾教授用了“激情杀人”这样的词后，据说整个公安大学网站都被封了，李玫瑾本人也在网上被“暴力”了一番，把她的祖宗八代都快骂遍了。当时我给一个刑法专家打电话，问他怎么看药家鑫案，药家鑫必死无疑吗？因为尤其是在要慎用死刑、减少死刑的环境下，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最终审核能不杀的都不杀，这是政府和世界的一个潮流，也是世界文明进步的一种方式。我问刑法专家，从刑法角度讲而不从“激情杀人”的角度讲，你觉得药家鑫是不是必杀无疑？他说要看药家鑫是否长久以来有预谋，有长期准备，而且手段极其恶劣，给社会带来影响巨大。药家鑫的家人对被害者家属有足够的悔罪表现，给对方相对满意的经济赔偿，有可能不杀。但是现在舆论吵得太厉害了，不杀很难。

我邀请这位专家到我的节目，还邀请了我非常尊敬的华东师范大学的王晓玉教授。做节目时，我和电话编辑沟通，让他不要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判断谁的观点有价值，谁的观点没有价值，谁对谁错，只要听到不一样的观点就给我送进来。那天电话接到了12点半，屏幕上一堆的电话，但是观点基本一致，一律都是杀。我长期以来的原则就是，主持人必须要有足够的开放度，容纳不同的视角，一个节目才会有它的丰富性和价值。到12点半的时候，每当王老师发表一次观点，微博就会被刷新一次，甚至有一些特别恶毒的语言。

这是我在职业过程中第一次失去自己的原则和操守，第一次用案例的方式表达一种观点和可能性。我在节目中给大家讲了两个例证。第一个发生在上海，两年前有一个法国女模特在家里遭入室抢劫后身亡。这个案子很快就被侦破了，入室抢劫的罪犯是一个外来务工青年，在春节前想捞一票。公开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被害人的母亲千里迢迢从法国来到上海。当她看到那个年轻人比她的女儿还小将近10岁，并且得知这个年轻人在城市生活艰辛，只是希望过年回家能多带点钱，能让他爸爸盖房子的梦早日实现的时候，她在法庭上请求法庭给这个年轻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她说：“我女儿的生命逝去已经不可复得，我相信她不愿意让另外一个人用生命来为自己赎罪。我相信留着他的生命对这个世界、对其他年轻人的启示会更大。”

我在节目中也讲了美国校园枪击案的例子。在美国，一个青年拿着枪，扫射了一群同龄人，造成了17人死亡的悲剧。但是案件的最后，被害人的家属竟然给杀人者的家属以抚慰，甚至同意这个孩子同被害者安葬在同一个墓区里。我把这个案例拿到节目中介绍给大家，是想让大家知道除了“杀人者抵命”这样的意识外，我们还应该有其他想法。

在这期节目之前我未必有明晰的观点认为药家鑫是该杀还是不该杀，但当我发现节目中有那么多不同的观点的时候，我自己的观点更加明晰了。我把这些材料呈现在大家眼前，想让大家有不同的选择。可是事与愿违，当我呈现了这两个素材后，反对的声音更加明显了。那档节目做完之后，不要说多元的讨论了，我几乎被打蒙了。我们三个人在直播间里就像是药家鑫的辩护律师，而公众是公诉方。公诉方从气势到正义感再到法律运用和对案情的了解程度似乎完全在我们三个之上。那个节目之后的一个月里，我沉思良久。

药家鑫案过后几个月，中央电视台柴静在她的《看见》节目里采访了本案的双方父母。在那之后，舆论发生了一个转向，甚至很多人在网络上反思药家鑫是否非杀不可。在那一个月的反思中，我真正地理解了人们杀的不是药家鑫，人们的喊杀声不是针对他这个个体，药家鑫变成了人们担心社会不公、司法腐败、权力和利益勾结的一个可能。大家的担心、不信任、不安全感，最后累积成了一种情绪，而这个情绪让我们忽略了法律原本应有的理性和规则，让我们忽略了在这个事件中除了冲突和碰撞，还有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我真正地意识到了，我只是随着思维惯性，没有考虑过那么多的问题，没有对社会语境、社会心态有足够的把握和了解，单纯地认为拿这件事情用法律来做决断，加一点人情味就有了不同的视角。

在药家鑫案中，我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想做舆论引导，你有本领做吗？有能力让人们回归到多元视角和理性分析上吗？很明显这次是失败的。但是一段时间后我又有点开心。因为整个社会在反思，面对这样一个事件的时候，我们应该创建怎样的情绪环境和社会空间来做真正有价值的讨论。

在药家鑫案当中，我思考为什么我在节目中听到的声音越来越单元，越来越朝一个方向发展。这个案件给了我太多思考。第一个思考是在众声喧哗的语境当中怎么认真认识多元。所谓的多种声音就是多元吗？药家鑫案突出的单一声音的背后才是今天必须真正面对的，是市民社会成长到今天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即市民对于整个社会的信任程度问题。还有今天社会治理必须面对的政府与民众彼此之间的不信任问题。这让我想起了西方的“塔西陀效应”，无论政府说什么民众都不相信了。这是西方社会经历的一个历史阶段，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正在经历。政府职权不被信任，司法不被信任，公众彼此也不信任，却又要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样很可能演化为单一的情绪，出现不安全感的表达。这些不信任给今天的民众心理带来了巨大的震荡，他们无论碰到什么问题都宁可选择不信任，人们都在反向思维中寻求对自己最大的保护。这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市民社会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

怎么能够让大家信任？我们媒体需要让大家重新发现、体会到微观的真实之间巨大的差距感，在做公共话题引导的时候，摒弃自己听从主流声音的想法。媒体确实有自己的利益，我们自身利益可能是收视率、收听率、发行量，所以我们可能会不由自主地顺从民意，认为随大流就安全了。包括我自己在内，会反思自己最近是不是谈得太正经了，是不是需要一点八卦的东西来提高一下收听率。从药家鑫案到林森浩案，我的坚持就是不管当下语境表达样态是怎么样的，坚持在节目中呈现不同的观点。一个消息至少要有两三个信源甚至更多，让利益相关方为这件事情提供不同的信息源，这样的报道才更有价值。一件事情只有容纳更多的视角、更多的声音，才有可能逼近真相，逼近于全面、客观。以往的听众听到节目的反应肯定是直接叫好，而现在听众会怀疑。所以现在我每次做这样的话题都会思考大家会怀疑什么，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不信任是从哪里出现的，会有哪些多元视角，我们的做法给别人心理的影响是怎么样的。

曾经有一个教授写过中国社会的十个阶层，我看现在远远不止这些。在整个社会演进的过程中，族群的分化已经越来越明晰。简单地说，一个小区里，养狗的和不养狗的，有车的和没车的，年轻的和年老的，他们的需求就完全不一样。一个公共话题展开的时候，就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所以在做一档讨论类节目的时候，基本价值走向的引导都显得特别困难。我经常告诉我的同事们：第一，咱们还是要尽量让不同的声音走进来；第二，我们应该更多地走近普通大众，进行一些满足普通大众诉求的研究；第三，我们不能仅仅在节目中呈现冲突。以前我做节目都是提前两三天甚至一周把要做的节目做一个脉络梳理，但是在最近两三年我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在这两三年突发事件太多，新闻性话题太多了，昨天落定了话题，肯定今天就得重新修改。

讨论的过程中媒体还有一个最大的诉求是：好听。什么好听？不一样的观点好听，冲突好听。可是我们的媒体里呈现了太多的冲突，尤其是在很多电视节目中，有了冲突才能让观众不换台。可是进入市民社会，让市民成长的一种方式是，我们要懂得妥协，要知道退让。其实民主就是在协商、不断妥协中形成的。今天的媒体在制作节目和制造话题的过程中太擅长制造冲突了，太擅长将不同的东西碰撞在一起，这是做广电的人固有的思维。但是这在今天的社会语境中还合适吗？这些真正符合市民社会、符合市民成长的需求吗？一档节目能给听众的启发有多少，甚至是否能够带动民众共同成长，我真的不敢奢望。但是能不能在我们的节目中体现出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的姿态？所以我经常跟听众说希望他能听听接下来的跟他的观点完全不一样的观点。

今天我还准备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是一个“50后”的妈妈写给我的一封信，我特意摘抄了信中的一段。在信中这位妈妈说她现在最大的苦恼是女儿不愿意结婚，不愿意谈恋爱，不愿意交朋友。她给女儿相了好多次亲，女儿每次都是表面上应付她，实际上没有去。她说，现在有一批年轻人不愿意结婚，不愿意谈朋友，不愿意生孩子，违反了我们中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规律。这是这批年轻人不肯担当、不肯付出、不肯为自己的将来负责任的表现。等他们年老的时候，让政府和社会承担养老的责任，他们有脸这样活着吗？落款是一个大龄女青年的“50后”母亲。我一看这封信就想这里面一定有一个巨大的冲突，是“50后”和“80后”的冲突。这个冲突是由各种各样的因素造成的。“50后”是很痛苦的一代人，刚开始长大的时候碰上了自然灾害，刚上小学就上山下乡，好不容易小学毕业回城了，没读多少书就顶替上班了，上了10年班等孩子长大了，刚稳定又下岗了，下岗后好不容易国家出台了一项政策，拿着很高的退休金回家养老就遭遇“80后”不肯结婚。我曾经把上海人民广场相亲角的一位阿姨请进了直播间，请她谈一下给女儿相亲的事。这位阿姨在陈述的时候简直痛哭流涕。在这样一档节目中，有很多“50后”与“80后”激烈的争执让人听着很欢乐。但是讨论到40分钟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不能让这期节目只是充满欢乐，于是我就让“80后”和“50后”进行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在这之后，有许多“50后”和“80后”纷纷表示了对对方想法的理解。

所以，当我们发现族群和族群之间巨大的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出一档冲突味儿非常浓烈，甚至还有火药味儿的节目。我们自然或者不自然地去制造冲突的时候，我们还觉得这样的节目做出来真好听。但是，这么多年来我发现了一个最大的症结：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是对的，每个人都说自己的权益是应该受到维护的，谁都不肯站在对方的立场和视角上想，那社会永远就只有冲突存在，永远只有对抗，发生问题的时候就只有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这样发展下去，我们的社会发展是很危险的。所以，作为一个传媒人，我们不能简简单单地呈现不同，必须在不同中让人们懂得倾听、包容、接纳，甚至学会退一步，学会妥协。所以，我鼓励自己，这样的公共论坛做得好可以为民主协商打下基础。

我们要对各种各样的人有足够的尊重。可能随着学识、经验的积累，你会觉得某个问题一定是怎样的，甚至有时候会自然地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批判某个人、某个群体、某种做法。我经过这么多年在《市民与社会》听取各种意见的讨论发现，即使再卑微的个体都有值得尊重的理由。我在节目中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有曾经被判了死刑然后又努力减刑的，有出柜的同性恋者，有年仅10岁却拉了7年小提琴的小女孩，还有一个月收入1万块而将9000块都捐出去却让自己的儿子、孙女睡草席的老人……各种各样的人，当你真正走近他们，换一个角度倾听他们的观点，就会发现每个人都值得尊重。所以我们不能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去判断事物的边界。当你走得越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边际远远不像你想象的。

这非常难办到，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和自己的价值观做碰撞，有时候你虽然没有表现得那么激烈，但是心里多多少少会有自己的判断，这会影响你对某件事情的理解。所以，今天，面对市民社会的成长，面对市民的变化，面对社会转型期市民独特的心理构成和他们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判断，再加上市民有了新媒体传播工具，在微博、微信上形成了各种各样圈子和团队，信息来源不再是传统媒体，这些变化对于传统媒体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比如前一段时间很多人都在转发一条信息，就是说有小孩子在大润发门口被带走，家长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照看好自己的小孩。从一个新闻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消息一定是假的。但是有些人明知道是假的也会转发，因为他觉得给大家提醒是有好处的。但是转发的人没有想到这样的行为带来的负面效应。本来孩子在四五岁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自由的空间，但是所有的家长都因为恐慌而紧紧地把孩子拉在自己身边，不让孩子有自由活动的空间，形成了剑拔弩张的、紧张的社会氛围。

今天的受众需要有一个非常明晰的表达方式和途径，面对这样的新需求，传统媒体人该怎么去满足？今天的听众都在移动的情况下收听广播，而收听环境的变化对人们心情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能看到一些专门针对地铁一族的电视剧，半小时一集，也就是大多数人坐地铁的时间。上班看一集，回家的路上看一集，路途长的话可以看两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就是基于大数据研究的结果。但是广播在这方面的研究推进得还是非常缓慢的。

最后，我给大家说一点。我认为喜马拉雅听这样的应用会替代爱奇艺这样依靠电视渠道生产内容的应用。据我所知，喜马拉雅听正在设计一套设备，能让硬件系统直接插入汽车中去。2011年我去美国考察的时候发现，美国的很多广播已经改变了传统的传播样式，把节目制作好以后拿到网站上供听众下载，听众下载三四个节目就可以拿到车上听。这说明收听广播节目未必要通过收音机。当听众打开收音机时会发现，喜马拉雅听不仅可以听广播，还可以听郭德纲的相声、听书、听各种各样的诗朗诵和段子，把电视节目做成一个广播集锦。

新媒体通过技术改变我们原有的操作平台。传统的收听和播出渠道可能被移动互联网技术所替代。我们上海广播正在做自己的网络APP“阿基米德”，可能意在“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但是说实话我个人对此不太乐观，因为身在此山中看到的只有问题，包括芒果台成立的APP，我也不太看好。作为传统媒体人，我们不仅要思考内容怎么改革，还要思考在新的语境下新的平台怎么转型才能顺势而为，符合市民社会成长规律，怎么多元，怎么协商，怎么赢得尊重，怎样去更多地融合。

嘉宾：老师您好，请问您认为在新媒体时代广播未来的发展方向有哪些？

秦畅：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做很多不同的尝试。其实，与新媒体最接近的传统媒体就是广播，广播最大的特点是互动性，公众的参与性与平等性在广播媒体中体现得很明显。一个非专业的人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很困难，在电视上发表成本又很高，只有广播是最贴近广大民众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在民生类节目中，实证类的新闻话题节目在未来可能会成为一个发展趋向，并且讨论的话题会越来越细分，比如在美国一档节目可能只讨论宗教、建筑、园艺、育儿话题，甚至只讨论驾驶这一个话题，不过在我们国家应该不太可能会细分到这种程度。

另外，今后服务类节目应该会越来越多，如上海电台做了一个尝试，开通了一档“990”服务类节目，这档节目形成了一个广播社区。比如，一个人在广播中说想找到几十年前帮助过他的一个人，想通过节目跟他说一声“谢谢”。广播找人很灵通，据说连公安局户籍警察都不如我们快。而且，当老百姓有需求的时候，未必一定要依靠公共政策、社会组织和政府，因为有时候成本会很高，像这样通过广播大家也可以互相帮助。“990”节目的主持人特别可爱，比如有一次他在节目里讨论一天吃一个鸡蛋好还是吃两个鸡蛋好。这样的话题门槛儿很低，听众都可以参与进来，节目讨论的最后把营养学家、食品安全专家都吸引来了。服务类节目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会形成一个广播社区，大家可以互相提供帮助，这可能也是未来广播发展的一个方向。

第三个方向就是后来衍生出来的比如经济类、亲子类、求职类、相亲类节目，像我们还衍生出军史类节目。总之，未来广播会成为专业的议事平台，衍生出更多专业类节目，这也是广播的一个发展方向。

嘉宾：老师您好，请问媒体人应该如何对自己进行定位，在追踪案件的同时保持平衡报道，减轻网络暴力对事件当事人的伤害？

秦畅：在很多事件中，媒体为了自己进行了议程设置，媒体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仅伤害到了个体、群体，甚至对社会公益也造成了伤害。我一直觉得，不管媒体怎么进行议程设置，始终逃脱不了对社会真实的反映。就拿医患关系来说，如果60%的人去医院时对医生绝对信任，媒体报道就不会对医患关系造成影响。但是80%的人去医院都遭遇了痛苦、冷遇，甚至是讹诈，就会很可怕。所以媒体的一些报道可能确实存在不负责任的地方，但是关键还是在于要进行整个医疗体制的改革。但是我对媒体行业内部人还是会说，最后推波助澜的是我们媒体人，我们把微观真实放大成为宏观真实。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个体、每一个行当、每一个领域，不要轻易注入我们的常识和所谓的知识。在做节目的过程中，不预设观点其实并不容易，尤其是在媒体行业做得时间越长、积累的经验越多、变得越自信的情况下很难，因为我们要顾及自身的利益，不仅要跟自己的常识、主观意念做对抗，还要跟行业的运作规律做对抗，而且要快速地做出反应。所以，在这样的语境之下我们做平衡报道、做客观分析、做建设性意见的提供者，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