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5.2，不仅高于公认的正常水平（100以下），也远远高于较发达国家（94.6）和欠发达国家（102），是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衡的国家之一（UN，2011）。当代中国的性别结构失衡问题引起了研究者、决策者、国际组织、政府部门和公众的广泛关注（李树茁等，2009），已经有很多研究深入分析了中国性别结构失衡的现状、原因、后果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但到目前为止，对当代中国的人口性别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出生人口性别比，而对人口性别结构总体发展态势和演变规律的宏观研究还非常少。总人口性别比及其驱动因素一直是国际上关于人口性别结构研究的重点（Coale，1991；Kundu & Sahu，1991；Guillot，2002），只是从20世纪末以来，由于部分亚洲国家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十分突出，相对弱化了对人口性别结构的系统研究。实际上，人口性别结构涵盖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生人口性别比是人口性别结构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对人口性别结构进行系统研究，能够更全面地揭示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及其导致的人口性别结构失衡问题，对于人口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也更有意义。

从人口学的视角分析，在一个封闭的人口环境中，人口性别结构的演变主要受出生人口性别比、死亡率的性别差异和年龄结构变动这三个内在驱动因素的共同影响。这三个因素既是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的驱动因素，也是大龄未婚男性群体形成的根源性因素。因此，只有对这三个驱动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才能系统地揭示中国人口性别结构演变的内在规律。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在有男孩偏好的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一般会高于正常值，其原因主要是产前的性别选择性引产和产后的溺弃女婴（Zeng et al.，1993；李树茁、朱楚珠，1996；原新、胡耀岭，2010），这使得人口性别结构在生命之初就出现异常。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受性别不平等和医疗条件的影响，女性死亡率特别是婴幼儿阶段和孕产妇死亡率往往较高（Coale，1991；赵锦辉，1994；Klasen & Wink，2002；Das Gupta et al.，2009），使得性别结构失衡持续加重。而在生育水平较低、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地区，总人口性别比则较低（查瑞传，1996；张为民、崔红艳，2003）。这说明三个主要驱动因素对总人口性别比影响的程度和方向都会不同。中国历次人口普查总人口性别比始终处于105～107的偏高水平，数值的变化虽然不大，但驱动人口性别结构演变的因素及其作用程度可能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

基于上述分析，本章的研究目标主要有以下三个：第一是对当代中国人口性别结构的主要特征及其演变过程进行分析和总结；第二是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人口性别结构演变的内在驱动因素及其态势分别进行梳理和分析；第三是量化分析影响人口性别结构的驱动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交互作用，揭示中国人口性别结构演变的内在规律和特征，为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和战略的制定、改善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状况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