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就发生了。

我们在这里发展的文化创2伤概念，首先是个经验性的、科学的概念，指出了先前不相干的事件、结构、感知和行动之间，有饶富意义且具因果性的新关系。但是，这个新的科学概念也阐明了一个浮现中的社会责任与政治行动领域。借由建构文化创伤，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责大任。一旦辨认出创伤的缘由，并因此担负了这种道德责任，集体的成员便界定了他们的团结关系，而这种方式原则上让他们得以分担他人的苦难。他人的苦难也是我们的苦难吗？当寻思实情可能确实如此，社会便扩大了“我们”的范围。同理，社会群体可以（经常如此）拒绝承认他人创伤的存在，而且因为这种失败，而无法臻于道德立场。借由否认他人苦难的现实，他们不仅推卸了自身对他人苦难的责任，还经常将自己苦难的责任投射到他人身上。换言之，拒绝加入我稍后会描述的创伤制作过程，社会群体便局限了团结的范围，让他人独自受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