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2010年是中国社会政策持续稳定发展的四年。要理解这四年中的中国社会政策的新发展，有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核心概念必须提及，即“全面小康”、“社会和谐”和“科学发展”。“全面小康”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经济目标，“社会和谐”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社会目标，而“科学发展”则是达到上述两个目标的手段或者路径。与此同时，还强调一个核心概念，即“民生”。如果说前30多年的改革开放都是“以经济为中心”，那么，自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以来，这个说法已经淡出，由实际上的“以民生为本”取代（芦垚，2010）。

在中央最高决策层面，上述新理念得到了完整的表述：2006年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被提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高度，成为中国共产党“新时期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汤耀国、石瑾，2006）。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对“全面小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仅注重经济内涵，更要关注民生、文化和生态的内涵”，而“科学发展”则更是强调“根本”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胡锦涛，2007）。上述新理念，使社会政策研究有了发挥作用的广阔天地，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就业、教育、住房以及社会组织和社区建设等方面，涌现出一大批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最令人欣喜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在实际工作中迅速转化为政策和法规，造福于人民大众。

在社会保障方面，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覆盖城乡居民”的政策目标，这是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学界多年来力主的一个基本的政策理念。与此相关的议题，还有构建“适度普惠型的社会福利制度”。四年来，就上述观点发表过相应的论文和著作的有学者，也有官员。前者如郑功成（2007，2010）、景天魁（2007，2010）、丁元竹（2010）、王思斌（2009）、穆怀中（2010）、何平（2009）、何文炯（2009a，2009b）、顾昕（2010）、唐钧（2008）、林闽钢（2008）等等，后者如尹蔚民（2010）、李学举（2007）等等。学者和政府部门领导针对同一议题发表意见，共同探讨，说明社会政策研究的重要性得到了提升，其实践性尤其得到关注。因此，“十一五”期间，在社会保障方面取得的成果是显著的。2007年，实现了城乡低保制度的全覆盖；2009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开始试点；加上此前已经建立并在逐步完善中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蓝图已经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并且正在一步一步地付诸实施（何平，2009；唐钧，2010）。与此同时，在从事社会政策研究的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在2010年10月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通过并将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

就学术成果而言，由郑功成（2011）领衔，有数百名专家学者参加的，题为“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的课题已经完成。研究报告提出了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阶段（2008～2012年），初步构建“两免除一解除”的基本保障制度支架（覆盖全民的社会救助、医疗保障与养老保险体系）；第二阶段（2013～2020年），实现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定型、稳定发展；第三阶段（2021年至21世纪中叶），全方位地满足国民社会保障需求并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张怡恬、鲁全，2011）。

四年来，在社会保障领域，也有一些专家学者们争执不下的议题，譬如“延迟退休年龄”。一些人认为，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的趋势下，应该延迟退休年龄，以减轻养老保险基金的压力（穆光宗，2010；金刚，2010）；另一些人认为，在就业形势日趋严重的社会背景下，延迟退休年龄会减少工作岗位，而社会政策的施行应该有轻重缓急的排序，现在提延迟退休年龄并不适宜（唐钧，2010；纪荣凯，2010）。但是，无论哪一方，都能接受弹性延迟退休年龄，但唐钧（2010）指出，这对养老保险基金减压无效。

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面，“新医改方案”已经于2009年4月出台。在“新医改方案”的制定过程中，形成了公众积极参与的“社会大讨论”，社会政策学界积极参与了相关的调查研究及建言献策。在与新医改相关的“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和“改变‘看病贵、看病难’现状”等议题上，宋晓梧（2010）、葛延风（2010）、王延中（2008）、李羚（2009，2010）、顾昕（2010）等从事社会政策研究的专家学者都积极参与，踊跃地发表意见，在圈内圈外对新医改作出了贡献。当然，在现实中，“新医改”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缓解，在这方面，社会政策学界还要继续努力（顾昕，2009；葛延风，2010）。

社会组织与慈善事业的发展也是四年来比较活跃的社会政策热点之一，尤其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促使相关的社会政策研究和讨论日渐趋热，一个有利于社会组织发展的大环境正在慢慢形成之中。在这个领域，比较活跃的专家学者有王振耀（2010）、王名（2009）、丁元竹（2008）、邓国胜（2009）、徐永光（2008）、杨团（2007）、卢德之（2009）等等，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非常紧密，不少人本身就身处社会组织中亲力亲为。但是，在这个领域还有很多难题亟待解决，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府和公众如何看待社会组织和慈善事业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也是社会政策学界需费心去破解的难题（王振耀，2010；徐永光，2008；卢德之，2009）。

在就业政策方面，2007年8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在这项法律的制定过程中，社会政策学界也积极参与调查研究和讨论。此外，对与此相关的农民工问题、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等等，社会政策学界参与的热情也非常高涨。杨宜勇（2009）、张峻峰（2010）、莫荣（2007）、王春光（2009）等都发表了很有质量的论文和观点。就业是民生之本，这在中国似乎早有定论，问题在于如何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反对歧视，促进就业，减缓失业，这又是摆在社会政策学界的专家学者面前的又一道难题（杨宜勇，2009；王春光，2009）。

在教育改革和保障性住房政策方面，社会政策界参与得较少。追究原因，可能前者过于专业而且水太深，后者则在中国一直被当做经济政策（房地产政策）在调整。但是，在这些领域无所作为，当真是不无遗憾。

四年来，在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倒也有很大的进展，发表论著较多的专家学者，譬如关信平、张秀兰、彭华民、潘屹、林卡、岳经纶、杨伟民等，他们多持国际视野，注重介绍和引进国外的社会政策理论观点，并将其与本土的实践经验相结合；又如景天魁、王思斌、丁元竹、吴忠民等人也著作颇丰，他们比较偏重总结国内经验并加以提升。

总而言之，2007年以来，在社会政策领域著作颇丰，以“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为关键词，在“知网”上查询，共有相关的文章25342篇；在“人大资料中心网”上查询，共有相关的文章61篇。不过，其中大部分是社会保障领域的论文。

在2007～2010年四年中，出版的与社会政策相关的论著或译著数量大增。有很多著作是以丛书的形式出版的，如劳动与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丛书和“社会政策论丛”，前者包括童星所著的《社会转型与社会保障》（2007）、林闽钢所著的《社会政策：全球本地化视角的研究》（2007）、林卡和陈梦雅所著的《社会政策的理论和研究范式》（2008），等等；后者包括张秀兰、徐月宾、梅志里（James Midgley）主编的《中国发展型社会政策论纲》（2007），徐月宾主编的《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2007），沙琳（Sarah Cook）主编的《需要和权利资格：转型期中国社会政策研究的新视角》（2007），尚晓援所著的《中国社会保护体制改革研究》（2007），等等。其他的社会政策著作，如葛延风、张玉台、丁宁宁主编的《构建和谐社会：30年社会政策聚焦》（2008），彭华民所著的《社会福利与需要满足》（2008），邓伟志、范明林、张钟汝所著的《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2007），葛道顺、商玉生、杨团、马昕所著的《中国基金会发展解析》（2009），等等。

在译著中，由李秉勤、贡森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社会政策译丛”继续有新书问世，如埃斯平—安德森（Costa Esping-Andeson）所著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2010），多亚尔（Ryan Doyle）和高夫（Ian Gough）所著的《人的需要理论》（2008），迪安（Hartley Dean）所著的《社会政策学十讲》（2009），布莱克默（Ken Blakemore）所著的《社会政策导论（第2版）》（2009）。

在高校教材方面，有关信平主编的《社会政策概论（第二版）》（2009）、岳经纶等编著的《中国社会政策》（2009）、杨伟民编著的《社会政策导论（第二版）》（2010）等等。

如今在中国，打出“社会政策”旗号的教育科研单位日渐增多。除了在20世纪末就成立的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以外，四年来，各著名高校和一些地方社科院也都建立了相应的社会政策研究机构，如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政策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政策研究所、中山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保障研究所、华东理工大学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研究所、浙江大学劳动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政策研究所、东北财经大学社会政策研究所和江苏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广州社科院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研究所，等等。另外，直接以社会政策命名的教学机构，则有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南京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复旦大学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系，等等。这说明，社会政策这一概念在学术理论界已经日益深入人心，但遗憾的是，在中国高等教育的专业目录中，社会政策尚没有一席之地。

在社会政策科研和教学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专业委员会”于2007年正式成立。专业委员会成立后，继续与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举办了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社会政策国际论坛暨系列讲座”，这已经成为社会政策学界年年要完成的“常设任务”之一。此外，社会政策学界还举办了一些民间学术活动，如“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中华慈善百人论坛”等等，前者聚集了国内著名的从事社会保障研究的专家学者群体，后者则把合作的范围扩大到台湾、香港、澳门乃至更广，已经在国内国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四年来，在社会政策领域，国际研讨会也举办得非常踊跃。据不完全统计，从2007年至今，各高校及研究机构举办的与社会政策相关的国际研讨会多达25个，平均每年超过6个。譬如，2007年，南京大学举办了“中日韩社会福利国际研讨会”，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举办了“中国农村养老保障与农户资产建设研讨会”；2008年，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举办了“社会政策与发展：比较视角下的中国”国际研讨会；2009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了“金融危机中的社会政策国际研讨会”，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举办了“残障儿童社会政策国际研讨会”；2010年，上海行政学院举办了“城市发展与社会政策”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举办了“中国—东盟社会救助政策研讨会”和“国内与国际移民：比较的视角”国际研讨会；等等。

社会政策是一项实践性非常强的应用社会科学，因此，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动员公众积极参与是其重要功能之一。2010年，社会政策专业委员会与中国社会政策研究所推出了2009年度“中国社会政策十大创新”评选活动，入选的社会政策“创新”包括：陕西神木首推全民免费医疗；廉租住房保障三年规划惠及747万城市住房困难家庭；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开展试点，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实现跨省转续；上海多举措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广东居住证制度力促流动人口享受“同城待遇”；深圳社会工作服务纳入政府采购；宁夏首创高龄老人津贴并大力推进多项公共服务；广西防城港强化孤儿救助，率先落实孤儿最低养育标准；江苏南京首创投资项目就业评估制度；安徽铜陵打造无择校城市，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中国社会政策十大创新”评选的意义在于：“我国的社会政策正从满足公民的基本需要，转向追求更公平、更平等、质量更高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2009年社会政策创新总体呈现出‘各社会领域普遍开拓创新’，‘地方政府自下而上、因地制宜’，‘地方公共财政投入力度加大’，‘中央政府运用社会政策的意识提升’，‘多部门、多主体、多方位联动推进’等特点，这表明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正在成为各级政府的共识。”（张秀兰、王振耀等，2010）

同过往的研究解释不同，熊跃根指出中国社会政策的价值与实践逻辑是以秩序伦理与政治控制的机制为基础；我国社会政策实践模式中的“去集中化”与“去政治化”特征和国家的核心主导作用与社会组织的兴起等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以民生为本的社会政策发展是新时期福利体制变迁和改革的产物的观点（熊跃根，2010）。

综上所述，四年来，社会政策作为一门应用社会科学学科，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但在实际工作领域和推动公众参与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在建立基础理论和引进国际经验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果说，四年前对社会政策学科发展的评价是“社会政策的春天已经到来”，那么这四年中则应该是春暖花开，虽然时不时也会有对料峭之“倒春寒”的担心，但是大的发展趋势应该已经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