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社现象，无论古今中外，都是长期存在的。早在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社会上就已经有了“肆”这类社团。1686247在中国封建社会，商人、文人、官员，甚至同乡、同事、同年、师生皆可以结社。而结社既成，社员们或会员们（不需要全体出席）不定期地自由集合在一起，或吟诗作画，或抒发思乡情绪，间或也有议政之举，不一而足。即使在封建君主专制最为严厉的时代，即使政治类结社已经被完全禁止，社会中也还存在着某些形式的社会团体，例如文人雅士之诗社、社会贤达之慈善团体等。考其存在之原因，粗略地说，皆因结社来自于人的群体生活天性，来自于人的自然和社会生活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古代政治学说中固然没有结社权利，但是，由于结社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天经地义的行为，因此，它也就具有某种天然合理性。这一天然合理性与近代权利学说本身所蕴涵的不言而喻的正义确有曲径通幽、明通暗合之处。在西方，按照学者们的意见，“朕即国家”的君主专制制度是近代的产物，而形形色色的社会团体则具有更为悠久的历史。例如，近代之前，西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各种慈善组织。尽管当时这些慈善组织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并且与当时广泛存在的领主封臣关系、传统意义的社会共同体相互混杂，1686248但是，就其组成和功能来看，它们都是社会团体。以至于近代以来，各类社团云起，并构成近代西方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团的存在是如此广泛而有影响，以至于近代西方有一种政治理论就认为，国家不过是社团的一种形式。虽然，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和膨胀，各种社会团体也都需要不断调整自己与国家的关系，但是，新兴的民族国家也需要照顾社团广泛存在的事实，并通过法律将国家行为和公民的结社自由的界限明确区分开来。

本文的问题是，如何开展社团管理与结社自由的研究呢？一般来说，研究者需要先提出一个假设，然后再通过自己的研究证明这个假设。1686249然而，在开始本题目的研究时，如果我们也这样做，就会遇到困难，即我们几乎无法提出自己的理论假设。事实上，无论是自由主义政治理论，还是更为具体一些的，也是近来受到某些学人青睐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1686250都很难适用于当前中国的社会团体，或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现实。1686251众所周知，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发端于英国，继而迅速扩展到整个西欧，并传播至大西洋对岸的美国。经过数代学人的艰苦努力，今天，自由主义已经成为西方世界的主流思想。美国学者罗尔斯就曾经将自由主义政治理论概括为三个发展阶段，即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以及20世纪后半期出现的自由主义。1686252根据这种理论，人们很难解释当前中国非营利组织的活跃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与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样，是一个很难使用自由主义理论框架直接加以解释的现实。当然，也许自由主义理论的解释也能够得到国内一些知识精英的喝彩，但是，这种理论对于大多数正在或即将从事非营利组织的人士来说，实在是难以理解。因为，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国家的行政权力都是最终的权威。虽然，国家可以讲“无为而治”，讲“与民休息”，讲“让利放权”，但是，那都是国家在审时度势后主动采取的一种策略，而不是国家与公民个人相互博弈的结果。也许，博弈论可能更适合西方社会的历史与现实。

而国家与社会的理论近年来在国内学术界比较流行，1686253学人们希望利用这一理论和它的分析框架解释近期中国社会的发展。借助于这一理论，有人说，中国当前正在出现一个“市民社会”；有人说，中国正在出现一个“社会中间层”等。不过，由于中国自己的具体国情，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实际状况，目前兴起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在解释中国实际时究竟有多大意义，一直很难说清。实际上，这种理论究竟有多少说服力，在西方学者中间也还没有定论。例如，被称为“20世纪最后的大师”的法国学者福柯就对国家与社会两分的理论框架颇不信任。他指出，“传统政治理论……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理论对立并无成效。”1686254即使从方法论本身来看，也是如此。因为，这种理论对立是从权力的一般形态（表述）而不是从权力的实际表现来把握权力的。

因此，一旦把上述这两种理论或它们的变种当作研究的基本假设，不仅难以产生普遍的解释力，而且即使有一些解释也往往导致“隔靴搔痒”，或者说不解渴，自然也就不能清楚地、合乎逻辑地解释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实际。人们都知道，在我们这里，非营利组织发展有自己的特殊历史传统、时代背景、环境和制度空间。实际上，这些传统、背景、制度和环境的因素恰恰是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和国家与社会理论很难给以充分解释的基本材料，然而，正是这些因素决定着中国社会团体（狭义的）或非营利组织（广义的）发展的形态、方向、发展阶段等。

那么，如何解释当前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呢？也许，我们需要黄宗智先生的思路，即不是从现成的理论出发，而是从当前实践出发整理我们的思路，建立我们的理论概念。按照沈原和孙五三两位学者的意见，应当着力从中国社会本身的演变脉络中去探索社团的缘起和发育过程。1686255同时，又注意使我们来自实践的理论符合国际上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们解释现实的理论既不能是纯粹中国的，因为这很容易导致自说自话；又不能是完全西方的，因为那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有“隔靴搔痒”之嫌。总之，我们的解释应该是上述两种要件的结合。可以肯定，由于中国已经走过的发展道路，也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当前的国际环境，中国（无论是它的经济发展，还是它在非营利组织领域内的实践）将被迫走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而这应该又是一条中国民众所满意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