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详细页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非常迅猛。据民政部门的权威统计，截止到2006年底，我国已经有了将近36万家社会组织，其中有17万多家社会团体，几乎同样数目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大约1000多家基金会。这还只是在民政部门合法登记的社会团体的数量。学者们经过实际调查后发现，我国至少还有将近300万家未经合法登记的社会团体。如果我们再计算实际参与形形色色社会团体活动的公民数量，那就更为惊人了。
社会组织的问题还不仅是数量巨大，它们还相当活跃。一般而言，在一些方面，诸如教育、卫生、科技以及环保等，社会组织非常活跃，甚至可以影响国家既定决策。例如，究竟在怒江上是否建造大型水库、在厦门是否建造化工厂等问题上，环保组织影响很大。特殊而言，在某些地区，社会组织的活动更为方便。例如在云南，那里生存的社会组织，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活动上，都非常瞩目。另外，在奥运会前后，外国的NGO还以种种形式渗透到我国来，并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对此，我们不能不防。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位一体”的战略目标，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那么，应该如何按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位一体”的总目标规划，建立并完善针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格局就成为一个严肃而迫切的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和管理部门对待社会组织的态度是非常慎重的，而对它们的管理也是有效的。这种管理不仅培育和发展了社会团体，而且使这些社会团体与我国现有的政治结构基本一致。当前，面对汹涌澎湃的社会组织发展，管理部门要加强管理还是要放松管理，这是一个问题。主张放松管理的人们认为，现在是放松管理、放松管制的时代了。他们有几条理由。一个是，放松管理既是社会组织发展的实际需要，也符合当前国际的发展潮流。另一个是，现在全能政府不时兴了，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局面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那些支持加强管理的人们则主张（这些主张我也赞同），第一，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并不是典型的西方国家的特点。无论是美国还是法国，那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小政府，中央政府一直都是强势政府，都是大政府，而那里的社会也一直就是大社会，因此，“大政府、大社会”也许更符合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特点。第二，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大政府并不一定就是无视公民权利的政府。事实上，大政府和小政府一样，都会有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同样，大政府与小政府一样也都有保护公民权利的作用。因此，那种大政府、强势政府就一定侵犯公民权利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政府的大小、强弱，而在于政府能不能坚持依法行政，能不能遵守法律。同样道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大政府是不是会严重地垄断，而是在于大政府能不能遵守法律。如果能够，那么垄断问题就会得到比较好的解决；如果不能，那也不能把责任完全推到政府的规模上，因为小政府一样也会垄断。第三，当代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所面对的、与崛起相关的一系列复杂问题，以及中国当前提倡的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大政府”的存在并积极发挥作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领导整个改革事业，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指导改革的方向，我们国家各个方面的改革就会陷入严重困境，就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存在和发展。这是我们国家的具体国情。历史不能假设，是一个朴素的、人人皆知的真理。同样，现实也不能假设，这也是一个真理。当前，如果没有一个大政府，没有一个与大政府相互匹配的强势政府，没有一个说话算数，言而有信的政府，那么，今天中国的发展可能就是一句空话。
当然，我们并不主张恢复与计划经济时代配套的、高度集权的大政府，因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这种模式的政府已经被证明是不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也是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如果我们还坚持过去的思维惯性，把管理等同于人为限制，把管理等同于政府自己说了算，那是不行的。现在，管理已经成为一门科学，要想管理好，那就一定得按照科学规律办事。因此，我们呼吁的大政府应该是一种在完善管理基础上的大政府。我们相信，大政府也好，强势政府也好，都需要完善管理。所谓完善管理，不仅仅指完善或修改管理的思路，而且还指更多地通过具体的技术性标准而不是体现个人的任性和权威来完善我们目前的管理。具体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在完善管理思路方面：①坚持科学的分类管理方针。由于我国社会组织情况非常复杂，其中绝大多数社会组织能够服从党的领导，接受政府的管理，其中有经济类社会组织，也有从事公益或互益的社会组织；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组织，如学会，也有以普通百姓为主体的社会组织。因此，我们需要结合过去的民间组织管理经验，对社会组织有一个基本分类，然后按照其特性而采取统一原则下分别有所侧重的方针。②同时，允许地方管理部门研究思考，并大胆创新实践。由于我国社会组织因为地域差别而很不平衡，有的发达地区的社会组织有比较常规化的活动，有比较深厚的人脉关系，有比较广泛的国际联系，有比较强的筹款能力，但也有一些欠发达地区的社会组织入不敷出，几乎没有什么活动等。这就要求我们，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允许不同地区的社会组织管理有相对不同的管理方针，允许试验，待其经验比较成熟后，再推向更广泛的地区，乃至全国。例如，对非常活跃的云南社会组织，对上海和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的社会组织，对西北经济比较落后地区的社会组织，我们都可以有不同的管理思路，从而实现党统一领导下的不同地区的管理实践。③采取“边疆从严，内地从宽”的方针。由于我国的具体情况，边疆在整个国家安全布局中占据重要位置，边疆属于看着远，实际近的地区，它们与我们国家的整体利益息息相关。因此，边疆不能乱是我们一定要坚持的方针。对于在边疆地区活动的社会组织，特别是那些国际NGO组织一定要从严管理，不能因小钱而丢大局。同时，国家财政要加强对于边疆地区的投资。但是，对于内地，则可以适度从宽，因为，我们内地辽阔，回旋余地很大，各级组织比较健全，对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也都理解支持，因此，只要我们坚持管理，就不怕社会组织的发展，也不怕国际NGO的渗透。
在加强管理队伍建设方面，加强管理队伍的建设，总的目标是，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管理是一门很深的学问。首先，加强管理意味着管理社会组织一定要坚持正确地的政治方向。在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无论什么具体方面的管理一定要强调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忠实体现党的领导，服务大局。其次，加强管理一定要以国家整体利益为核心目标。由于我国目前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也由于我国社会组织当前的现状，维护国家安全，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绝不是一句空话，我们一定要在日常的研究工作和理论研究中“切实增强政权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