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模式”研究在学界很受关注。对此，中国官方的早先提法是“中国道路”，现在则主要使用“中国模式”这一说法。但就个人而言，我比较强调“中国经验”的提法。从国外的角度看，中国出现了经济上的快速发展，也在各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但从自身来看，我们的问题还很多。以收入分配为例，我国的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既有成就，也有问题。而“中国经验”这一说法的涵盖面比较广，它不仅包括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也包括当下出现的一些问题。

另外，“模式”是一个相对定型的说法。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说过，再过二三十年，中国各种方面的发展要逐步地定型化。现在距离1992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但以目前的形势估计，还需要二三十年中国才能基本定型。所以，相对于“中国模式”，“中国经验”这一说法比较有弹性和发展空间。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北京共识”，它是针对“华盛顿共识”而提出的，主要强调与西方经验的对抗性。但我认为，中国经验虽然是中国的，但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它也是在参与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被逐渐形塑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避不开，也不能完全否定西方的经验；而且，西方经验中还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所以，“中国经验”实则是一种开放的、探索性的、不断形成的、越来越引起国际广泛关注的经验。这也是我强调“中国经验”这一提法的原因所在。

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中，中国经验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我们发展了市场经济，经历了政治风波，经受过金融风暴，也经过了大型自然灾害。可以说，在驾驭经济方面，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经验。但相应的，在驾驭社会方面，目前这还是一个较新的领域，尚无太多经验；而这正是我国当下发展的一大关键。因此，我们要意识到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由此提出了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

转变发展方式是“十二五”规划当中的一个主题，它强调了以下几方面的内涵。一是在经济增长方面，强调由主要依赖于投资和出口更多地转向依赖消费。二是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创造”和“制造”仅有一字之差，但它强调了创新性。创新体系在美国目前已引起较大恐慌。他们不清楚中国所提的创新究竟是什么含义，因此判断中国可能要在技术上实现突破，不再依赖西方。所以，提出“中国创造”对美国而言是一个很大的信号。当然，从社会学的角度讲，这可能就意味着一种发展方式的转变，即从过去主要在经济领域改革转向现在全面进入社会领域改革的阶段。

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来看，我们现在强调要从出口和投资更多地转向消费。一项宏观指标显示，我国国内消费水平较低，居民的消费率即居民消费总数占GDP的比重，从1985年的52%下降到2008年的35.4%，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的最低水平，甚至在发展中国家中都是比较低的。再看一些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率，美国是70%，日本是60%。虽然美国出口方面贸易逆差很大，但是它的国内消费市场就足以支撑美国的经济增长。而且，美国国内消费不但支撑了美国的经济增长，我国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赖于美国市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否则会对中国的国际市场有较大的影响。另一项指标也显示了我国消费的薄弱。美国现在有3亿多人口，每年消费大概10万多亿美元；而我们有13亿多的人口，但一年的消费才1万多亿美元。也就是说，在人口上我们差不多是美国的4～5倍，但在消费上我们只有美国的1/10。

从表面上看，消费问题是收入问题，一国的消费水平主要由收入水平决定。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提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为随着经济的增长，居民收入会大量增加，居民消费也会随之增加。但是现在似乎出现了一个矛盾的现象：中国好像并非没有钱。以我国的外汇储备为例。外汇的大量增加给我国的外汇部门造成很大压力，因为他们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置这些钱。外汇不能在国内消费，只能用于对外支付。但是，我们在国外市场上能买什么？一般来说就是资源、能源、技术和产品。我们可以用外汇储备购买煤炭、矿产等资源，但这只占储备量的很小一部分；我们想引进国外的高新技术，但一般很难买到；至于产品，国外市场上大量都是中国出口的“中国制造”，我们根本不需要买。这样一来，外汇储备就很难花出去，但放在那里就会贬值。从外汇的保值、增值情况来看，现在欧元、日元都不太安全，唯一比较安全的是美元，也因此，我国成了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但这样也很危险，美国一方面迫使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大量印制、增发美钞，这给中国的美元储备带来极大风险。一旦美元相对贬值，中国大量美元储备的实际购买力将大幅下降，外汇资产面临严重缩水，众多国民的辛勤积累也将随汇率变动而化为乌有。

除了外汇储备水平显著以外，我国的整体财政收入也很可观。1994～2008年，我国的国家税收，按人民币计算从5000多亿增加到5万多亿，年均增长速度是18%；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了10万亿，2013年更是接近13万亿。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公共财政和税收的增加速度远远高于我国GDP的增长速度，政府的财政支出总额和支出能力也大幅提升。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很有钱。

与此同时，不但中国政府有钱，老百姓手中的货币存量也增加了。1994～2009年，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按人民币计算从2000多亿增加到24万多亿，年均增长速度也是18%。全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国家GDP总量的2/3强，几年内将会很快追平国家GDP总量。我们不禁产生疑问：既然中国的老百姓有这么多钱，他们为什么不花呢？钱存在银行，不但不挣钱反而会贬值，但即使利率降到零，老百姓照样会把钱存起来而不是花出去。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与消费有关，是社会分配结构的问题。

在30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中，中国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收入分配问题。目前，我国的分配焦点发生了偏离。回看改革，我们遇到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平均问题。按照邓小平同志当初的发展思想，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由先富人群和地区带动全国发展。这是一项大政策，它把全国上下所有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整个国家也因此充满活力。但与此同时，全国也出现了各个层面的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通常用于考察一国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异状况。该比例数值在0～1，按照国际一般标准，0.4以上即表示收入差距较大。一开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基尼系数只到2002年，因为其担心不断上升的基尼系数会引起居民的恐慌；2013年，国家统计局才又公布了过去十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其中，2008年达到峰值0.491，2013年为0.473。但国内一些学者推算的中国基尼系数已达0.61。从国际水平来看，北美、欧洲等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都未超过0.4；亚洲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中国香港、印度等的收入差距较大。相比而言，中国的收入分配公平问题已非常严重。

对中国收入差距所做的所有解释当中，有一个特殊因素——城乡差距，应予以注意。在中国整个收入差距中，40%～60%的差距要归于城乡差距。由此看出，我们面临一个很大的现实问题——中国农民还不够富裕。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农民大国，按照劳动力结构统计，还有近40%的农业人口；按照城乡结构统计，即便是把进城半年以上的农民工算作城市人口，还有差不多一半的乡村人口。而这么多人口所分享的GDP份额中，农业增加值仅占10%左右。农业成了最不经济的一个产业，但出于国家粮食安全的考虑，我们也没有其他的选择。所以，我们要千方百计提高农民的收入，以此来缩小城乡差距。不过，在目前的人均耕地面积占有情况下，农民如果继续进行这种小规模经营，便永远不可能达到中等或中产的收入水平。

为什么收入分配会影响消费？根据社科院在2008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明显的规律，即家庭的消费率随收入的增长而递减。家庭的消费率是指家庭的消费占收入的比重。其中非常明显的一个规律就是：收入越低的家庭，消费率越高；收入越高的家庭，消费率越低。这还只是五等分下显示的结果，如果划成十等分、二十等分，这种规律会更加明显。

那么，如何才能增加消费？从以上调研所发现的规律可知，收入总额的增加并不必然增加消费，因此，全社会收入总额的绝对增加并非必要。重要的是，要能够使不断增加的收入合理、合法地转移到中低收入家庭，转移到消费率高的家庭，这样便有较大的可能来提高消费率。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来增加消费。

除了分配问题影响着中国居民的消费，还有其他一些现实因素也在影响消费。我们在调查当中主要考虑到以下三方面因素。

第一个方面是教育因素。我国居民家庭的教育支出在其家庭消费总支出中占了很高的比重；而且，还有规律显示：收入越低的家庭，教育支出比例越高。这是因为教育在我国是一种特殊消费，一方面我们有发展教育的传统；另一方面，每个家庭都相信教育是改变孩子人生命运的唯一途径，因此在教育支出上不计成本。

第二个方面是医疗因素。目前，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公共医疗制度、城镇企业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制度，以及农村合作医疗四种制度已基本覆盖到全国。但是，各地的实际报销水平差异非常大。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居民看病仍需自己花钱。在这种情况下，医疗支出成为影响居民消费的一大因素。

第三个方面是住房因素。住房不是一种普通的消费，它既是消费也是投资，可以作为一种比买股票、债券和办企业都更容易实现升值的投资而存在。这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之所以不包含住房的原因，也是国家统计局统计住房价格上涨只有0.5%的原因。这也就意味着，一部分富人手里可能有很多套房子，远远超过了他自身在住房上的消费需求。如此一来，很大一部分家庭资金便不再用于消费转而用于投资。

由此，我们看到，中国老百姓会把大笔资金存入银行或用于投资，或者是这一辈人存钱留给下一辈人花，而不是去消费。这种情况看上去好像是文化问题，实质上却是体制的问题。因为老百姓对未来没有一个稳定的消费预期，他们不知道将来会有哪些开销、要花多少钱，所以只能先把钱存起来，做好自我保护的准备。这也是我们之所以强调社会建设非常重要的原因所在，因为它与经济紧密相连。因此，我们需要改变收入分配结构，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稳定群众对未来的消费预期。

现在比较危险的是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在这一点上农村和城市的差异很大。按照社会的阶层划分，城市已逐渐形成了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图形，但农村还是一个类似于倒金字塔的图形，应该大力发展中产或中等收入阶层。对于中产阶级的界定，我国政府一般选择以收入指标为测算标准，我们强调在此基础上加入职业指标；而按照东南亚、日本和韩国的测算，在收入指标、职业指标之外还包括教育指标，他们认为，教育在东亚国家中是改变个人命运的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若以收入、职业和教育这三个指标来测算，中国的中产阶级大概占12%；城市中如果把所有农民除外，中产阶级大概占25%。此外，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固化的问题也日益严重。在各种制度趋于稳定后，市场已被分割完毕，垄断也已经形成。在此种情况下，改变利益格局和资源配置结构会越来越困难。这对整个社会而言是非常不利的一个方面。

与此同时，中国国民对收入分配的普遍不满还会带来更大的问题。比较内地和香港，中国内地居民对收入分配的不满程度远高于香港。在阶层认可方面，国际上很多国家自我认定为中产阶层的国民大多占到全部国民的60%左右，而中国却只有不到40%，反倒是自认属于下层或底层的国民占到了55%。而且，不仅是底层民众对收入分配不满，中层的人也不满，甚至像大学教授、处级干部这类人也不满。全民普遍不满，这就对我国社会公正、制度公正的可信度提出了极大挑战。

第二个大的挑战是人口问题，这是我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人口的巨大变化往往带来劳动关系的巨大变化。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看，人口情况相比第五次人口普查稍好一些。目前，我们在劳动关系上出现了所谓的“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的问题：一方面，我国失业率仍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就业明显不足；另一方面，结构性的招工困难又致使工资不断上涨、工人的劳动诉求不断提高，类似罢工、富士康员工跳楼等系列事件都不是偶发的，这方面的问题需格外注意。2012年，我国新增劳动力人口首次出现下降，虽然短期内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还将增加，但到了一定时期劳动力供给将不断下降，同时劳动率也将不断下降。因此，我们要尽早转变发展方式，寻求解决之道。

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转向一种更为协调、更加和谐的发展之路，不能沉醉于当下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我们要建立一个政治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让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和谐社会三者能够支撑起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特别是要加快从经济改革向社会改革的推进。只有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中国才能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中具有更强的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