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的刘先生是一家服装厂的老板，他的企业急需购买一批新型面料以交付一笔海外订单，但苦于流动资金不足。由于他可作抵押的只有工厂里的机器设备，银行拒绝了他的贷款请求。他只好通过当地担保公司申请一笔抵押贷款。经过担保公司的反复审核和银行审批，再到当地工商部门办理抵押品登记，三个月后刘先生终于得到了贷款，而这时他的订单早已被竞争对手抢去了。

资金是企业的命脉，是企业捕捉商机、发展壮大的关键。一个成功的金融体系有很多要素，企业通常在法律具备以下条件的地方最容易获得贷款：①允许多种资产作为抵押物；②提供统一的抵押登记程序；③允许担保物权通过非司法程序执行。1870171一个在抵押程序上清晰、连贯的法律框架也有助于企业获得低成本贷款。

衡量的指标1870174

企业能否便利地获取信贷是营商环境宽松与否的一项重要指标。贷款通常需要借方提供已作登记和担保的抵押物作抵押。由于抵押贷款可以减少贷方风险，借方通常可以获得更大数额的贷款、较低的利息和更长的还贷周期。《2008中国营商环境报告》假定在一宗标准案例中，企业申请抵押贷款购买生产设备，银行用设备作抵，通过调查办理贷款过程中设立和登记担保物权的时间和成本评估各城市获取信贷的便利度。1870175

在中国，尽管各方都在积极努力，但中小企业贷款难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截至2006年底，创造了中国约六成GDP的中小企业仅获得了主要金融机构总贷款额的15%。18701772003年世界银行对中国投资环境的调查也发现，中国中小企业的运营资金中仅有12%是来自银行。而这一指标在马来西亚为21%，印度尼西亚24%，韩国和泰国达到26%。1870178

图4.1 设立和登记担保物权所需时间和花费的地区比较

银行不愿将资金贷给小企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企业多半缺乏银行愿意接受的不动产（建筑和土地）抵押品。与许多国家一样，中国中小企业近一半的财产是“动产”，诸如设备、应收账款和库存等。银行接受这类财产作抵押的风险较高：若以这些财产作抵押，在债务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下，债权人可能无法求偿，要么因为动产抵押权难以完全登记，要么因为债权人不易占有被抵押财产。

抵押登记是保障债权人权益和优先受偿权的重要环节。总的来看，中国的抵押登记程序相对较为复杂。依据待抵押财产的不同种类，整个登记环节可能牵涉到多个登记机构。动产登记是最为复杂的，相关的机构多达九个。这种分散的登记制度可能会造成财产的重复登记或无处登记，造成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同时，缺乏电子化的、跨区域联网的抵押登记系统也增加了办理时间和交易成本。

即便一笔贷款有抵押品担保，在现有的法律条款规定下，获得担保的债权人也不能在未经债务人允许的情况下查封或处置抵押物。在此情况下，2/3以上的求偿过程需要通过法院来处理，其中半数以上的案件需要拖上至少两年才能解决。1870181

建立信用评价和信息系统是帮助企业获贷的另一重要举措。借方信息披露得越多，贷方的风险就越小；企业的信用越好，贷款利息就越低，对抵押品的要求也越少。从1997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组织商业银行建立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系统。该信用信息系统包含全国联网的企业和个人基本信用信息数据库，采用地市、省市和全国三级数据库体系。截止到2007年5月，此系统收集了总共1160万家企业、5.6亿自然人的信用信息。1870183

《2008中国营商环境报告》的数据显示，企业获取信贷的效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见图4.1）。在沿海城市如南京和广州，用诸如生产设备一类的动产抵押贷款相对比较容易。在东南沿海和环渤海地区，设立和登记担保物权的过程只需约两周时间即可办妥。在内陆城市则一般需要3～7周。贷款效率越高的地区贷款成本越低。东南沿海地区的企业办理抵押贷款的平均成本（不包含贷款利息）约为贷款额的2.5%，而在西南地区，企业融资的成本高达贷款额的4.7%。可想而知，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是，与沿海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能够申请到银行贷款的企业数量较少，更多的企业需要通过非正式的渠道获得贷款。1870188（见表4.1）

表4.1 设立和登记担保物权难易程度的城市排名

2007年10月生效的《物权法》对中国改善信贷环境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该法明确规定允许企业使用包括现有或即将获得的财产、原料、制成品和应收账款等多种财产作抵押。《物权法》同时扩大了债权人的权力，使其可以绕开繁琐的法庭程序直接要求法院拍卖抵押财产。这些新规定将大大降低债权人实现债权的时间和成本，从而有助于鼓励银行更多地将资金借贷给中小企业。2002年斯洛文尼亚曾进行过类似的改革，结果民营企业获得的贷款增加了10%，新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七成以上是用动产和应收账款作抵押的。1870191

虽然企业与银行对《物权法》期望甚高，但在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出台详细的司法解释和配套法规到位之前，其影响尚不明了。1870196而且，长期以来银行和金融市场对国有企业的过度倾斜仍需要时间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