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关于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建立中国的“文化自觉”的议题引起广泛关注。2005年，留美学人张旭东的著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以下简称《认同》）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引起众多读者和媒体关注。中国台湾文化思想界的著名刊物《思想》特意组织了一期评论文章对该书予以讨论，其中高全喜和萧高彦两位先生的批评文章尤其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让人深切感受到两位学人强烈的对“自由民主（宪政）国家”建设的殷切期盼，也令人深切体会到不同理论主张的巨大差异：这里既有台湾学者对大陆学界的陌生，对大陆当前政经、社会与文化现状的隔阂，也有大陆“自由派”学者对文化政治与现代性问题的轻视与误读。

毋庸讳言，作为中国学人，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摆脱不掉的总是家国情结。那些反对一切所谓“民族主义”的人，那些倡言专心纯学术、精研自由宪政主义义理的人，不也正殷切希冀中国能在“错误”道路上彻底洗心革面，回首转向，从“末流”汇入“世界文明主流”？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感时忧国”的热忱呢？本文讨论将分九节展开：首先在讨论对象和内容上，笔者想就两位议者就《认同》一书选取德国思想家为研究对象的质疑谈谈自己的理解；其次笔者将讨论在《认同》和两位评论文章中出现的不同的研究方法。在笔者看来，正是不同的方法论指导他们做出了结论迥异的研究和评判；接着笔者将切入该书的主题，也是论者质疑该书的几个主要论断。它们分别是：普遍性/特殊性辩证，在这里要讨论的是几种普遍性理念/话语；文化多元主义和政治、文化多元化的异同；两种“超越民族主义”的方式。随着讨论的深入，论文转入争论的关键点：是否中华文明有自己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普遍性？什么是文化政治？什么是政治？如果说中国有自己的普遍性理念/话语，那么中国的古代文明和近代历史为当前中国的政治合法性提供了哪些依据和思路？在对《认同》和两位批评者的两种“如何做中国人”的看法进行初步比较之后，笔者将转入最后一部分论述，即本人对于《认同》一书的一些思考和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