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对于色彩的研究大致存在两种视角：一是自然科学，二是社会科学。而歌德所发起的对牛顿色彩论的批判正是这两种视角对立的反映。其后，在社会科学中随着认知语言学及认知人类学的发展，色彩语汇经沃尔夫（B.L.Whorf，1897～1941）、康克林（H.C.Conklin）、博林（B.Berlin）及凯（P.Kay）诸人的研究的叠加，大致建立了基础色彩语汇BCT档案。然而，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如雅克布森（R.Jakobson，1896～1982）的功能论所揭示的那样，即便是同一语言，但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中，其使用的词也存在差异，在羌语色彩词汇的实际使用中，呈现出了复杂的样态，既不能以神圣/世俗的二元论分出不同的用法，也不能以冷/暖色调完成色彩的分类。在神圣的空间及时间中，羌语的色彩词“白、黑、红”与“白、黑、黄”与博林和凯的BCT一致，在世俗的时间及空间中也呈现“白、黑、黄”构造。由于羌族文化中民俗信仰尚未能形成独立的制度化宗教，因而神圣与世俗的交叉，使得“黄”也进入了神圣的空间与时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