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在一起聊天，一致认为新加坡是一个高度重视和善待外来人才的国家。但是，大家也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不论多么成功的外来人才，不管是身居高位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商人，还是从事具体工作的工程师、教师、演员、运动员，他们在生活得无忧无虑的同时，还是会时不时地流露出一种无法掩饰的无助、不自信、不理直气壮的神情。准确地说，这不是因为受到了谁的歧视或欺负，而是一种没有融入主流社会的边缘情结。

和一二百年前下南洋的先辈相比，现在的外来人才到新加坡，既不是为了逃避饥荒和战乱，也不是为了讨一口饭吃。他们来到新加坡，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乏在西方国家长期生活的经历，拿到了哈佛、斯坦福的硕士、博士学位，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或许还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过了不起的成就。

他们原以为凭借这些足够优越的资本来到新加坡，便能够大展拳脚，像本地的精英一样很快地成长，可是他们错了。每当他们一开口讲话，那一腔虽然标准但不是本地口音的英语或华语便把他们出卖了。从周围听众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中，他们明明白白地解读出“原来你是外来人”的潜台词。我有一位来自中国的熟人，多年前他已成为新加坡公民，拥有自己的公司，应当说是卓有成就了。可是，本地朋友谈起他时，仍然会说“那个中国人”。我试着告诉他们“他早已是新加坡公民”，可他们还是坚持说“那也是中国人”。

外来人才在新加坡处于亚文化的境地是绝对的。尽管他们有大房子，有车子，他们的孩子在名校念书，自己也参加过部长或国会议员访问社区的活动，但这一切都无法改变他们仍然是主流社会与主流文化之外的边缘人的事实。如果去问问他们，我相信他们之中许多人当初的雄心壮志、远大抱负或更宏伟的奋斗目标早已大大打了折扣或不复存在。在现实面前他们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选择随遇而安，只图有稳定的收入和安逸的生活。

不错，外来人才在人前常常表现出一副生龙活虎的样子。可是，又有谁注意过他们在人后时时从内心深处冒出的客居他乡、寄人篱下的酸楚、惆怅与无奈。事实上，或是由于失败，或是由于思乡，或是由于其他种种因素走不下去而卷起铺盖打道回府的也大有人在。

对于漂泊者所特有的忐忑不安、不稳定感和无着落感，李资政在他的回忆录中进行了极其逼真的描写：“我们这些过番客，斩断了自己的根，寻觅另一种气候、另一种土壤重新扎根，欠缺的正是这种自信。我们对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老是想着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里，命运会做出什么安排。”这些离乡背井、四处漂泊的异乡人，不管在海外生活多长时间，仍然对未来感到迷茫。这不是一两个人的个人经历，而是海外孤子共同的命运和共有的心灵体验。

新加坡是一个小国，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像美国一样门户大开，把全世界的外来人才都吸收进来。可是，依新加坡的富裕、安定、先进、发达，以及对外来人才的迫切需要，让已经到来的外来人才能够各得其所，英雄有用武之地，应该并不困难。这些年来，新加坡成功地吸引了许多外来人才在本地安家落户，为新加坡贡献聪明才智，这是有目共睹的。不过，还是流失了一些颇为宝贵的外来人才，比如，许晴来过，后来又离开了，回到了中国；曾江来过，后来也离开了，回到了中国香港；若干个博士从美国来本地的大学教书，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回到了美国。

外来人才能够接受、认可、喜欢新加坡是一回事，新加坡能否接受、认可、喜欢外来人才是另外一回事。外来人才敢于赤手空拳来新加坡闯天下，固然需要极大的勇气；新加坡能否说服自己的国民敞开胸怀去欢迎他们、接纳他们，则需要更大的勇气。外来人才有其坚强的一面，同时他们又是非常敏感和脆弱的。他们希望少一些冷漠、责备与苛求，他们需要更多的重视、温暖和关怀。这样想、这样做，并不一定能留住外来人才；不这样想、不这样做，则肯定不能留住外来人才。我常常认为，只有到了新加坡的社会文化不再视外来人才是来抢当地人的饭碗之日，外来人才才能消除心头的边缘情结，把新加坡当成不但人向往之而且心向往之的家园和归宿。

这一天，会很远吗？

[新加坡《联合早报》（中英双语），2001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