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世纪之交是中国当代学术传播史上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它不仅是新千年的开始，更是纸本时代与互联网时代交替的开始。在此之前，纸本时代的传播秩序是“稳定”的。所谓秩序，“表示的是一种在服从或遵从基础上形成的稳定状态或情势”。2117865行政权力对于学术论文的主要传播渠道——学术期刊的管控是中国学术传播秩序最为鲜明的特点：“社科期刊系统以纵横交织的管理系统和传播系统为中心，成为超稳定结构……在纵向管理系统中，期刊处于底层，在横向传播系统中，期刊处于中心。”2117866管理的“底层”与传播的“中心”正是代表权力意志的期刊体制给予学术期刊的定位，“政府就通过对作为横向传播系统中心的期刊的管理达到动员资源、组织学术生产、管控学术成果发布，进而维护社会安全运行的目的。”2117867“底层”与“中心”的交会点实际上就是学术传播秩序的基点，在期刊以外基本不存在官方认可的学术论文传播其他渠道的纸本时代，维护住基点的地位也就稳定了传播秩序。由此足见在学术传播秩序的构建中行政权力的强势地位。如此构建的秩序看似稳定，但其内部却充满张力。这是因为，学术期刊因学术研究的需要而产生，本应内嵌于学术共同体并成为其中心，作为学术生产主体的学术共同体理应是学术传播秩序的重要构建者，只有学术共同体认可的学术传播秩序才是真正稳定的。但在行政权力一家独大的情况下，学术共同体不仅在学术传播秩序的构建中几乎未起作用，而且学术期刊也已与之相分离而外在于学术共同体，学术期刊从结构到布局均取决于行政权力的意志，故不可避免地与学术研究相脱离，体系化建设更是付诸阙如。这种情况在高校学报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因此，学术共同体对传播秩序的遵从即对学术期刊传播中心地位的认可，从某种意义来说只是对行政权力无奈的遵从，而不是因为自身需要得到了满足，对于学术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的现状，他们并不满意。因此，一旦行政权力所赋予学术期刊的中心地位受到传统期刊体制无法制约的某种新兴媒体的挑战，传播秩序的稳定状态就会被打破。

改变始于世纪之交。首先，数字化浪潮汹涌来袭，包括高校学报在内的社科学术期刊的应对之策几乎都是将数字化传输交给了第三方——商业化期刊数据库。短短数年间，期刊数据库即已垄断了学术期刊的数字化传输，它在对期刊进行数据转换的同时也拆解了期刊，随着读者阅读方式由读“刊”到读“库”的转变，以及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新媒体和自媒体的出现，传播中心正在从期刊向单篇论文转移，期刊作为唯一传播中心的地位不再。其次，不断推进的学术国际化直接导致了国际学术期刊出版集团大踏步进军中国市场以及大量优秀学术论文流向海外，也使得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中国学术期刊的“中心”地位岌岌可危。再次，对于高校学报来说，其所特有的结构问题随着世纪之交规模空前的大扩容而更加凸显，扩容后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的总量首次超过了千家，占据了社科学术期刊的大半壁江山，而新创办的学报基本是综合性和内向性的，2117868“千刊一面”、“低水平重复”甚至“学术垃圾场”等等来自学术界的各种批评和诟病之声不绝于耳，体制赋予学报的“中心”地位正在失去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凡此种种可归结为一点，就是随着新的传播渠道的开辟，依靠期刊体制建立和维护的以纸本学术期刊为基点的学术传播秩序遭遇了最为严峻的挑战，2117869学术传播的失序已不可避免。

显然，局部的修补已无济于事，在互联网时代重建学术传播秩序已迫在眉睫，重建秩序必将成为国家媒体战略的核心。本文将以高校学术期刊为中心，回顾和评论教育部“名刊工程”启动以来顶层设计和底层设计为学术期刊改革所进行的尝试，并为确定高校学术期刊发展战略提供一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