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联动效应分析——基于中俄毗邻地区经济增长联动的视角》 孙先民（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教授）、曾勇（四川省经济发展研究院区域发展研究所高级经济师）撰，发表于《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4期。文章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东北亚经济圈中毗邻的核心大国，分别实施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远东开发战略，共同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联邦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年）》。区域联动发展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更是区域合作发展的重要阶段。现阶段，俄罗斯远东地区工业生产对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产出的影响作用较为微弱，与之相反的是，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生产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经济产出的影响相对较强，说明中俄毗邻地区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联动效应。基于此，一方面，应深化双边地区政治互信，消除疑虑和戒备，破解制约双边投资发展的因素和障碍；另一方面，应扩大投资发展领域，促进自由贸易往来，完善毗邻地区合作发展体制机制，进而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有效联动发展。

《危机与应对：普京第三任期俄罗斯经济发展》 郭晓琼（甘肃政法学院丝绸之路国别政治与法制研究院客座教授，中俄战略协作高端合作智库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撰，发表于《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6期。文章指出，普京第三任期以来，俄罗斯经济逐渐从低速增长到陷入危机，此轮俄罗斯经济危机是由外部因素与内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欧美制裁、国际油价下跌等外部因素固然是将俄罗斯推向危机的重要推手，但真正导致俄罗斯经济陷入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还是俄罗斯经济内生的结构性问题。文章在分析俄罗斯经济形势的同时，对2008年金融危机与普京第三任期内的经济危机进行了比较。发现普京第三任期俄罗斯经济发展面临着增长模式、经济结构、创新积极性、投资、人力资本发展等一系列挑战，文章从能源出口收入增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动机制入手，指出俄罗斯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失效的原因。为尽快消除西方制裁和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俄罗斯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反制裁和反危机政策。从目前的经济形势看，2017年俄罗斯经济止跌回升实现低速增长并非难事，要实现持续、快速、稳定的经济增长还需要大力推进结构改革，发展创新型经济，不断改善营商环境，创造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这对俄罗斯而言都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欧亚伙伴关系：中俄合作新议程》 柳丰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撰，发表于《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4期。文章指出，2016年6月中俄两国元首共同提出建立欧亚伙伴关系的倡议，包括可能吸纳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成员国加入，自此欧亚伙伴关系成为中俄合作新议题。构建欧亚伙伴关系，不仅关乎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发展，而且涉及欧亚大陆的区域化前景和战略形势。文章分析了俄罗斯提出欧亚伙伴关系倡议的背景，论述了俄方倡议的主要内容及其实施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提出了中俄两国在这个新领域进行合作的原则思路。

《以“一带一盟”对接促中俄经贸有效合作》 李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贾瑞哲（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撰，发表于《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4期。文章指出，同为全球经济贸易大国的中俄两国经贸合作长期滞后，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有效的经贸合作平台。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2015年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为“一带一盟”的对接提供了现实基础，而“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为中俄保持高水平合作注入了强大动力，也为中俄经贸合作提供了有效的平台。基于“一带一盟”深厚的战略基础及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较强的贸易互补性，文章提出“一带一盟”对接要建立成熟稳定的经贸合作机制，推进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加强金融合作，实现资金融通和设施联通。

《中俄关系与欧亚变局》 刘德斌（吉林大学校长助理兼公共外交学院院长，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撰，发表于《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2期。文章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反恐战争“脱轨”，中东极端恐怖势力“勃兴”，中东国家和地区“失序”，欧洲从“债务危机”“走向”“政治危机”，美国急于逃离中东“泥潭”并“重返亚太”，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复兴”，已经让1997年布热津斯基构想的欧亚地缘政治“大棋局”破局，并且让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形成具备了世界秩序的意义。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给国际关系带来新的变数，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开始面对“特朗普冲击”。中俄两国必须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才能“驯服”特朗普的野蛮冲撞，推动美国和西方的妥协和退让，与中俄两国合作构建一种新的战略合作关系，从而构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中国东北地区与俄远东地区交通运输网络及城市群空间经济联系》 郭连成（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等撰，发表于《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3期。文章指出，以2009年中俄两国共同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联邦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年）》为标志，中俄两国两地区的经济合作关系快速升温。在此背景下，深入分析研究两地区交通运输网络与城市群空间经济联系问题，对于推进两国合作规划纲要的实施、深化两地区的经济合作，具有特殊意义。文章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利用SWOT分析法和引力模型，深入分析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区位特征和地缘优势；两地区交通运输网络的形成与交通运输合作；边界效应、交通运输网络与城市群空间经济联系；交通运输网络对两地区城市群空间经济联系强度的影响，从而揭示两地区交通运输网络发展与城市群空间经济联系的密切相关性。

《中日两国在地区与全球中的摩擦对抗》 姜跃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撰，发表于《东北亚学刊》2017年第3期。文章指出，2016年，中日关系虽然出现一些缓和迹象，但双方实际上的矛盾和争斗有增无减。竞争与对抗并存成为两国关系的突出特征，且对抗的一面表现得更加抢眼。安倍政府一方面高喊与中国恢复“战略互惠”关系；另一方面在内政外交和多边领域与我国展开全面对抗，逢“中”（指中国）必反，逢“中”必争的做法十分突出。中日关系这种新变化将是未来双边关系的常态。

《地位焦虑和历史压抑——日本在与邻国岛屿争端中的政策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曾向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李宏洲（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撰，发表于《当代亚太》2017年第2期。文章指出，日本与中国、韩国和俄罗斯分别在钓鱼岛、独岛和南千岛群岛的主权归属上存在争议。近年来，日本在应对这三组岛屿争端时，政策的强硬程度明显不同。这种差别主要源自日本对岛屿争端对象国持有不同的情感动机，而岛屿争端不过是其宣泄或表达这些情感的一个出发口。根据来源的差别，这种情感动机可以区分为两种——地位焦虑和历史压抑。前者是指日本基于与岛屿争端对象国在现实层面的地位比较所产生的焦虑情绪，而后者源自日本与争端对象国围绕历史问题所产生的复杂纠葛。面对不同的岛屿争端对象国，日本体验到的地位焦虑和历史压抑强度有所不同。就地位焦虑而言，由高到低依次为日本对中、对俄和对韩；就历史压抑而言，由高到低依次为日本对中、对韩、对俄。日本面对不同的岛屿争端国所具有的情感状态有明显不同，导致其在处理与这些对象国的岛屿争端时的政策明显不同：日本在钓鱼岛、独岛和南千岛群岛问题上的政策反应激烈程度从高到低次第降低。明晰日本在与邻国岛屿争端中的情感动机，有助于把握日本岛屿争端政策的变化及其发展前景，并对学术界从理论上初步明晰情感在岛屿争端中的作用有所裨益。

《战后日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经验研究》 王厚双（辽宁大学经济学院、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教授）、孙丽（辽宁大学经济学院、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教授）撰，发表于《日本学刊》2017年第1期。文章指出，二战后日本依托全球性国际组织、洲际性国际经济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以及双边外交活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顺利地实现了从被动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到全方位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从全球经济治理的被治理者、配角到全球经济治理的贡献者、领导者的转换。这种转换的顺利实现，既是当时的全球经济治理形势变化使然，更是日本抓住全球经济治理形势变化所带来的机遇，采取了有效对策的结果。日本通过制定和调整国家战略、争夺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制定权、开展经济外交、提供公共产品等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对于正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来说，日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角色转换的成功经验值得深入研究。

《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解读与应对分析》 笪志刚（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所所长、研究员）、任晓菲（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所科研秘书、助理研究员、博士）、李扬（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所东北亚区域经济研究基地秘书、研究实习员）撰，发表于《当代韩国》2017年第2期。文章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时，正值中日关系趋冷，从倡议提出日本负面居多的品头论足和各界的质疑，到2017年5月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率团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转为积极态度，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态度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从日本政府的公开见解及政府智库的解读来看，经历了初期排斥、中期竞争、后期软性应对直至现在的积极参与几个阶段。与日本政府较长时间的较为冷淡态度不同，日本企业界的解读相对客观和较为积极。多数经济团体给予“一带一路”倡议较为积极的评价，一些与中国业务不甚紧密的经济团体对倡议表述较为谨慎，有的甚至充满了戒备心态；一些保守系媒体认为日本需要与美欧共同遏制中国粗放式发展模式的向外扩大，部分偏左媒体则认为应加强中日互利合作的正向报道；大学和智库的多数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构想，日本不应一概排斥“一带一路”。普通民众较为普遍地抱有戒备和担忧意识。随着目前日本自民党内主张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延长线上合作的呼声占据主流，安倍政府对“一带一路”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积极参与的姿态明显。但从中日产业和地缘竞争角度而言，预计日本不会轻易放弃既有战略而不设防地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博弈与合作互现将是日本谋求对华“一带一路”合作的基本诉求。

《日本新安保法与中日安全关系——兼论特朗普新政府对安保法实施的影响》 梁云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撰，发表于《日本学刊》2017年第2期。文章指出，日本政府推出的安全保障相关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后，成为国家法律。日本新安保法的推出，目的是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应对所谓“中国威胁”以及朝核、国际恐怖主义等危机。这意味着战后日本安保政策的一次巨大变化。它基本上颠覆了战后日本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政策，解禁了过去一直被禁止的所谓“集体自卫权”。尤其在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后对其盟国的政策调整，会更加促使日本积极主动地参与海外军事活动和增强自主防卫能力。这无疑会增加日本对中国的威胁感，中日“安全困境”将进一步加深，同时也会对国际形势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国际形势带来消极影响。新安保法是否真正有机会实际实施以及构成对中国的实际威胁，还要取决于美国以及东亚安全形势和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

《安倍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新方法”及其战略考量》 孙承（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撰，发表于《日本学刊》2017年第2期。文章指出，安倍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新方法”，是改变以前在领土问题上要求经济合作与领土问题挂钩的“扩大均衡”模式，同意优先发展对俄经济合作，通过改善日俄关系，促进领土问题的解决。其目的除希望打破日俄领土问题僵局外，更重要的是要与俄建立密切的经济、安全合作，试图在战略上削弱和制衡中国。“新方法”表明安倍为应对中国崛起后东亚战略均势变化在对俄外交政策上进行了重大调整，也是在“积极和平主义”方针下企图主导地区安全形势的重要步骤。

《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研究》 陈友骏（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撰，发表于《日本学刊》2017年第2期。文章指出，战后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形成与转变经历了萌芽期、成长期和转型期三大阶段。TPP折射出日本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上的新思考。尽管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对TPP造成重大打击，但日本依然希望借助TPP主导构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新体系，并将“高质量”和“高标准”的日本理念融入新体系的构建进程。受其影响，未来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体系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相关规则及制度设计会更多反映日本因素的存在，这也将加剧中美日三方围绕构建亚太经济合作新体系的主导权竞争。

《日本新自由主义城市政策解析》 尹小平（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小明（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撰，发表于《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3期。文章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发展相伴，日本制定和实施了具有浓厚新自由主义色彩的城市政策，主要包括通过构建“城市重构联盟”，调整城市治理机制；放松城市管制，强调效率优先，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建设投资；改革社会福利制度等。文章通过分析认为，日本新自由主义城市政策的核心，就是强调在城市的开发建设中要减少政府干预、放松管制，给资本和市场松绑，更多地为自由市场力量的发挥创造空间。

《图们江地区国际开发与中俄区域合作：进程与前景》 周伟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所研究员）撰，发表于《西伯利亚研究》2017年第3期。文章指出，图们江区域国际合作启动25年来，取得诸多成就，但还存在不少困难。当前，吉林省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努力推进图们江地区国际合作尤其是对俄合作，使沿边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国际运输大道道建设取得新突破，以珲春为中心的图们江区域的开放合作平台作用进一步凸显，国际合作不断深化。

《中国能源安全与中俄能源合作》 陈宪良（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撰，发表于《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3期。文章指出，能源是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能源消费与进口国，能否确保稳定的能源供应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战略性问题。俄罗斯作为一个能源生产和出口大国与中国有着天然的地缘优势，对中国确保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中俄两国在化石能源领域的合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也存在诸多问题，促进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无论是对中国确保能源安全，还是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促进东北亚海洋经济合作 共建“一带一路”》 岳惠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区域合作专家组副组长）撰，发表于《东北亚经济研究》2017年第2期。文章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发展和深化，也为区域内务实交流提供了合作的平台，为东北亚参与世界经济贸易活动拓展了广阔的空间，东北亚区域有着特殊的地缘政治、外交和经济关系，受地区局势变化、各国利益需求等诸多因素影响，顺畅的经贸关系始终在艰难中推进，区域内经济呈现“合作-变冷-再合作”的繁杂局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扩展，东北亚区域势必会走向合作共赢的轨道，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发展媒介，深入拓展海洋合作，发展湾区经济，将促进东北亚区域融入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并将成为一种新的合作模式。

《“一带一路”背景下黑龙江省对俄旅游合作分析与对策建议》 张梅（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所副研究员）撰，发表于《西伯利亚研究》2017年第5期。文章指出，近年来，随着中俄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两国旅游业合作也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作为对俄经贸的桥头堡，具有发展对俄合作的众多有利因素，因而在对俄旅游合作中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目前，通过黑龙江省口岸入境的俄罗斯游客占全国俄罗斯游客接待总量的半壁江山，入境俄罗斯的黑龙江省游客数量也均在百万人次。未来该省应着力提高对俄旅游产品质量、完善公共服务、加快旅游综合系统开发，并大力加强对该省旅游资源在俄境内的宣传。

《“一带一路”是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逆风”吗？》 新井洋史（日本公益财团法人环日本海经济研究所调查研究部部长，主任研究员）、穆尧芊（日本公益财团法人环日本海经济研究所调查研究部研究员）撰，发表于《俄罗斯学刊》2017年第1期。文章指出，在讨论“一带一路”倡议时，如果只关注中国面向欧洲的西方向量，那么东北亚地区（或东亚地区）的合作似乎就会被遗忘。“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是否会导致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至今的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动能下降？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实施将会打消这一疑虑。通过推动“一带一路”，铁路运输的重要性将得到重新认识，有利于环保的陆海联运方式也将得到推广。其结果是：东北亚地区的区域合作得到强化，互惠关系得到进一步深化。

《“一带一路”倡议与东北亚能源安全合作——基于区域构建视角的分析》 郭霞（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博士后）、朴光姬（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撰，发表于《东北亚学刊》2017年第6期。文章选取欧盟和北美两个世界最大的区域经济集团，通过考察其能源安全合作机制，认为持续且稳定的能源贸易与投资、兼容互补的相关能源产业合作和不断累积的政治互信，是构建东北亚能源安全合作机制的三个基础条件。东北亚能源安全合作机制虽被探讨许久，但仍未建立起来。目前世界能源发展经历着重要转变，技术和创新引领的能源变革以及由此带来的能源地缘政治和经济新变化，已经成为区域能源安全合作的新背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为东北亚能源安全合作机制构建提供公共产品，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可能缓解甚至解决机制构建的瓶颈。而且，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依据自身能源观以及参与国际能源治理的经历，加之主导或参与的相关多边合作机制，中国能够在东北亚能源安全合作机制构建中起引领作用。

《论“一带一路”框架下互联互通与实现亚欧发展共同体的建设》 李兴（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研究员，政府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撰，发表于《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4期。文章指出，全球化时代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互联互通貌似最低端，实际上最接地气，最有人气，最有现实和理论意义，是实现亚欧发展共同体的关键，指出了“亚欧发展共同体”的概念。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核心领域和优先方向，是亚欧金砖大国（中国—俄罗斯—印度）践行亚欧合作的抓手，也是“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对接合作的切入口，是实现亚欧共同发展的手段和保障。互联互通也是处于实践过程中的“习近平发展模式”的基础、依据和重要内容。中国是亚欧大国，“一带一路”以亚欧区域为核心，中国经济和技术实力为亚欧互联互通建设提供了强大支撑。当前世界经济政治重心在向亚太方向转移，亚欧大陆将成为全球国际政治的中心舞台。崛起的中国应对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有更多担当。

《中日韩自贸区“轮辐”效应研究——基于要素集聚及产业视角的分析》 王庭东（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钱进（山东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博士研究生）撰，发表于《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4期。文章指出，随着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中日韩之间构建自贸区已经成为发展趋势，而自贸区的“轮轴—辐条”效应也越来越受到关注。通过比较中日韩的要素及产业优势，并运用GTAP模型模拟分析中日韩自贸区的“轮辐”效应，研究表明，（1）在宏观经济影响方面，以中国为“轮轴”的自贸区在GDP、进出口等方面能够提升中日韩自贸区的整体经济水平，而且福利水平提升最明显。（2）在各国或地区产业部门的产出变化方面，中国的产出主要集中在谷物和作物、纺织及制衣业领域，日本则是重工业领域，而韩国是畜牧业和肉制品、加工食品、纺织及制衣业等方面，这充分体现了三国在产业上的优势互补，同时也是自贸区形成的基础和保证。中国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应该积极构建以自身为“轮轴”的自贸区体系。

《国家自主性与朝鲜半岛的未来》 刘雪莲（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孟祥臣（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撰，发表于《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1期。文章指出，由于朝鲜接连进行的第四次和第五次核试验以及韩美在半岛部署“萨德”等事件的影响，东北亚局势再一次受到世人的瞩目。关于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些局势变化所带来的危机问题，学者们又展开了新的探讨。文章从国家自主性理论与国家决策行为的关系角度，分析朝鲜半岛两个当事国家在对外政策选择方面的行为逻辑，指出影响朝鲜和韩国决策方向的主要因素分别在于国内政治和大国战略方面，并针对这两个方面提出打造经济朝鲜、韩国从“均衡者”向“协调者”转变的两个方向性建议，认为只有在政策选择中弱化权力政治导向，加强治理和经济导向，才有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未来。

《辽宁对俄罗斯进出口贸易现状分析及发展对策》 史春阳（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撰，发表于《东北亚经济研究》2017年第2期。文章指出，辽宁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优势以及资源等优势在中国与俄罗斯的进出口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除自身的优势外，当前辽宁发展对俄贸易还面临国内政策支持、美欧制裁与俄罗斯的反制裁以及俄罗斯远东大开发新机制的有利条件，但辽宁对俄罗斯的贸易规模与其所具有的优势条件并不相称，仍然有很大的上升空间。由此，文章分析了辽宁对俄进出口贸易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辽宁对俄进出口贸易问题的解决方案。

《美国与朝鲜半岛无核化》 沈定昌（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撰，发表于《东北亚学刊》2017年第1期。文章指出，朝核问题作为制约东北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至今仍得不到很好的解决。随着2016年1月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及其后的导弹发射和9月进行的第五次核试验，朝核问题持续升级。现在，美韩对朝鲜剑拔弩张，使得战争阴云一直笼罩在半岛上空，无法消散。从朝核问题由来、美国对朝鲜政策偏差、美韩军演对半岛局势负面影响以及美国意欲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挑衅举动不难看出，虽然朝核问题主要责任在于朝鲜破坏半岛无核化局面，但是美国基于其全球及亚太利益考虑而采取的对朝鲜政策，不仅不利于促进半岛以至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反而成为导致半岛危机不断升级的重要因素。美国的朝核政策不利于半岛无核化进程的推进。

《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东北亚区域的国家与同盟角色》 张景全（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吴昊（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撰，发表于《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1期。文章指出，区域化的模范生欧洲与区域化的新星东亚令人忧虑的现实表明，区域化也与区域安全恶化相伴，据此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命题——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的产生存在普遍性原因。以东北亚解析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表明，对区域化中主要国家的不同认知，国家以经贸政策界定和期盼安全政策的发展和方向，以及区域内同盟在区域化的背景下日益内向化、一体化，均扮演了重要作用，即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是环境压力的结果，更是国家政策主动选择的结果。

《双重分化：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楔子战略》 凌胜利（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撰，发表于《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5期。文章指出，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是其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与中国竞争亚太主导权的需要，美国极力谋求削弱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为此采用了楔子战略，意在对中朝、中韩关系进行双重分化。美国分化中朝关系主要采取“以压促变”的方式，对中朝进行“拉打结合”的区别对待，不断加剧中朝两国内部的矛盾，使得朝鲜成为中国的战略负担而非战略资产。对于分化中韩关系而言，美国在经济方面采取签署美韩FTA、拉拢韩国加入TPP和阻止韩国加入亚投行等方式的效果有限，而在安全方面的楔子战略相对更加有效，“萨德”入韩便是明显的例证。美国在朝鲜半岛谋求双重分化的楔子战略加剧了朝鲜半岛局势的复杂性，也使得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导致东北亚分化更加严重。

《我国经济新常态下韩国对华投资新趋势》 孙明华（天津社会科学院企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撰，发表于《东北亚学刊》2017年第1期。文章指出，在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韩国对华投资出现新动向，主要包括：一是在整体对华投资规模上，呈逐年下降趋势；二是在投资地区分布上，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比重呈上升之势；三是在投资行业分布上，高科技和服务业比重呈上升之势；四是在投资主体分类上，中小企业投资明显下滑；五是在投资目的分类上，以中国市场为目标的投资呈上升之势；六是在投资形式上，合资企业呈上升之势。

《新产业革命视角下的中日产业发展战略》 赵儒煜（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撰，发表于《东北亚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文章指出，美国“次贷危机”以后，新一轮产业革命拉开了序幕，并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新产业革命是对现有产业技术体系的全面性变革，不仅仅要解决产业发展活力匮乏的问题，更要清算迄今为止产业技术忽视环境资源的根本弊病，重新建立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产业技术体系。对此，中日两国都采取了各自的产业发展战略。由于具体国情不同、产业基础不同，两国对待产业革命的思路也有所差异，推进的产业发展战略也不尽相同。中国将会借助当前的技术进步进一步扩展其产业技术变革领域，进而实现波及整个产业体系的新产业革命。日本则仍将以其现有的优势产业为主要产业革命方向，并在这些领域面临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

《新型国际关系视野下“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之地位与机遇研究》 郎毅怀（吉林省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研究员）撰，发表于《东北亚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文章指出，“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正处东北亚地理的中轴线上，随着东北亚大国关系的复杂化，它的重要战略地位和发展的国际意义正在日益清晰和强烈地显示出来。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和成熟将为“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带来长期发展机遇。为有效地把握这一机遇，国家应从全局高度，着眼于南北平衡、协调共进，把“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进一步纳入前导战略，加大建设投入，加快建设速度，切实完善体制、机制和“先导”功能，使之快速跟进，与深圳、浦东、滨海新区、雄安等领航区相比肩共繁荣，与“一带一路”相衔接同命运。

《影响中俄“压舱石”作用的“变量”因素分析——以朝鲜半岛“矛”与“盾”战略博弈为视角》 王晓波（延边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撰，发表于《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文章指出，2016年以来，由于朝鲜半岛“朝核”和“萨德”这一“矛”与“盾”战略博弈的凸显，朝鲜半岛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和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中俄已成为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压舱石”。影响中俄“压舱石”作用的“变量”因素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并存，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同在，明确中俄在朝鲜半岛政策上的趋同性、对域外力量战略上的一致性、在国家利益发展上的互补性和与半岛国家间关系的不稳定性等“自变量”因素，以及美日韩关系巩固增强“压舱石”作用的紧迫性、半岛“矛”“盾”博弈激化加深“压舱石”作用的必要性、与半岛国家间关系“激变”造成“压舱石”作用的波动性和域外力量带来“压舱石”作用的不确定性等“因变量”因素的影响，对中俄积极应对朝鲜半岛“矛”“盾”博弈过程和有效发挥“压舱石”作用大有裨益。

《俄日关系：问题与趋势》 B.O.基斯塔诺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撰，发表于《东北亚学刊》2017年第4期。文章指出，战后俄日关系的主要问题是领土争端及和平条约的签署。目前俄日两国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立场分歧较大。日本认为俄罗斯对“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的占领是非法的，并要求予以归还。俄罗斯的立场是，俄对上述诸岛所拥有的主权不容置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把解决上述问题作为对俄外交的优先方向，为此积极与普京建立良好个人关系，并提出了解决领土问题的“新思路”。俄日两国领导人达成在南千岛群岛开展共同经济活动的协议，向解决领土问题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近来，俄日两国在外交和军事领域的接触日益增多，但领土问题在可预见的将来未必能够得到解决。

《朝鲜半岛问题协商的前景》 А.З.热宾（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朝鲜半岛研究中心研究员）等撰，发表于《东北亚学刊》2017年第4期。文章探讨了目前朝鲜半岛核问题走入死胡同的原因，对美国、朝鲜、中国及俄罗斯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调整进行了分析。一些专家认为，只有通过制裁，才能迫使朝鲜解除核武装，但作者认为，朝鲜核及导弹计划发展到目前阶段，制裁未必能够达到预期效果。文章强调了俄中之间在处理半岛问题上密切协调的重要性。

《2016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的新变化及特点透析》 王晓波（延边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撰，发表于《东疆学刊》2017年第3期。文章指出，2016年以来，伴随着朝鲜的两次“核试”和美韩“萨德”系统的部署，朝鲜半岛“矛”与“盾”的战略博弈日趋尖锐，敏感性增强，“冷和平”已成“新常态”，极大地损害了中俄的战略安全利益，破坏了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这场由“矛”“盾”战略博弈引发的朝鲜半岛局势的新变化及特点总体可概括为：“劳动党”七大政权稳定，朝核再试“矛”日锋；“闺密门”事发总统遭弹，“萨德”入韩“盾”已铸；“小北约”搅局半岛添乱，中俄联手“规”乱局。为此，中国政府要在斗争中求团结、谋合作，在斗争中求发展、谋和平。

《东北亚四国跨境税收协调与合作问题研究》 张涵（武汉大学法学院）撰，发表于《税务研究》2017年第8期。文章指出，近年来中国与韩国、日本和俄罗斯的双向投资呈增长趋势。中国、韩国、日本、俄罗斯（以下简称“东北亚四国”）投资增长的法律原因主要体现于双边投资协定对投资的保障以及税收制度的促进作用。为避免税收对投资的阻碍作用，东北亚四国应当加强税收协定协调和反避税合作。一方面，中韩以及中日可以考虑参照新修订的《中俄双边税收协定》，适当降低双边的限制税率，以利于中国与韩日的双边经贸投资。另一方面，东北亚四国在跨境税收协调与合作中应当共同打击税收协定滥用行为以保护各国税基。考虑到“受益所有人”概念的局限性以及利益限制规则的复杂性，东北亚四国在今后签订或修订税收协定时，应当以主要目的测试条款为主要的反协定滥用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