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流动中的网络作用空间：香港—内地比较分析

人际关系网络是职业流动不可或缺的协调机制，世界经验也证实，再分配经济如此，市场经济如此，转型经济亦如此。问题是，在上述三种经济体制条件下，人际关系网络对职业流动的作用性质有别，作用范围相异。我们将此实证发现概括为，不同经济体制对应的“网络作用空间”。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本章将比较代表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下的香港、作为刚刚起步改革的再分配经济制度下的中国内地城市长春、代表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经济的天津、上海、广州、厦门四个城市，以此探讨香港与内地职业流动网络作用空间的异同。

一 网络作用空间的倒U模式

再分配经济的僵硬计划，从本质上否认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要求劳动力分布长期稳定，将跨单位的职业流动控制在最低水平（Bian，1994）。相反，市场经济的前提之一却是承认个人劳权，允许和鼓励职业流动。如果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那么，个人劳权将得到承认，非但在业者具有了自由寻求理想职业的可能，而且“体制内”低收入层及“下岗”人员的求职驱动力、“体制外”高收入的诱因等都将使职业流动成为必然。为此，转型经济条件下的职业流动率应该呈上升趋势，并逐步趋近成熟的市场经济水平。

再分配经济、市场经济和转型经济都无一例外地依赖社会网络对职业流动的调节作用，但是该作用的理论含义和影响范围在各经济体制下迥然相异。再分配经济中，职业流动仅体现为计划内的组织分配、组织调动，这里，社会网络的作用空间较小。社会网络作用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