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能源发展面临资源紧张、环境污染、气候变化三大难题，我国也不例外。2014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时指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必须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提出中国的“双碳”目标。据BP和IEA报告及众多专家预测，新能源产业是第三次能源革命的标的，各主要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均已在或将要采取重要举措，这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发展潜力和国际地位，是国家大战略。

实践中，国内各地存在弃风、弃光等现象，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又遭遇“双反”调查，这导致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从理论上看，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侧重于对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进行宏观政策解读、前景展望，以及对发展瓶颈和对策进行探讨，但对新能源产业发展模式的界定、选择及其条件约束等的论证和研究不够充分。因此，本书在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计量经济学和统计模型，结合能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等理论，系统分析在现有能源环境约束下，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模式的选择；同时，量化发展模式选择的条件约束，建立发展模式的理论计算模型，统计测度发展模式的多维效应，探索中国新能源产业消费侧内育发展模式的内涵、现实最优发展路径以及空间布局等，为提升我国新能源产业的竞争力、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一种思路。

本书研究发现，在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外部推动力（自然资源禀赋约束、能源政策支持、制度供给体系因素）和内部驱动力（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需求）中，收入水平、失业率、环境规制是三个最主要的促发因素，单就长期效应而言，收入水平、失业率呈现明显的正“U”形曲线特征，而无论长短期效应，环境规制都有统计显著的促发效应；在东中西三个区域和新能源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异质性效应明显。本书基于文献计量对新能源产业发展模式进行维度构建，对时间维度来说，可以从产业发展周期四个阶段（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进行界定，对特征维度来说，可以从四个方面，即四种具体的发展模式（政府拉动模式、市场驱动模式、创新发展模式和资源禀赋模式）进行界定。从能源总量、能源安全、能源结构、能源环保和能源体制五个方面构建新能源产业发展效应的测度指标体系，具体包括16个指标；运用熵权法进行指标赋权，能源结构的权重（0.31）最高，其后依次是能源环保（0.23）、能源安全（0.19）和能源总量（0.15），权重最低的是能源体制（0.12）；对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模式效应进行统计测度，从时间维度来看，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效应提升明显，从空间维度来看，各个省域之间差异较大。设定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两个目标，利用多目标规划法和动态投入产出法进行计算，并利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估计能源消费总量优化方案，结果表明，在均可实现节能减排的条件下，经济型（A）、节能型（B）和折中型（C）三类偏好目标方案里，能源消费总量预期分别为49.99亿吨标准煤、44.93亿吨标准煤和47.93亿吨标准煤，差异明显；但能源强度的差异较小，预期范围为0.51～0.53吨标准煤/万元。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双重优化显著促进了节能减排指标的达成，主要是通过高耗能行业增长速度的下降和高碳能源的清洁化替代；在能源消费总量目标变化驱动因素中，经济增长的提升比例为21.70%～22.36%，产业结构和能源强度的抑制作用均在5%以上，能源结构优化促降比例为0.69%～2.76%。因此，从新能源产业发展角度来看，必须协同经济—能源—环境政策，着力促进清洁能源消费、加速提高能源效率。

在理论上，本书的研究更系统地完善了新能源产业发展模式和新能源产业理论体系；在实践中，为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所以，本书关于中国新能源产业消费侧内育发展模式的研究，对突破新能源产业发展困境、推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和动态监测国家新能源产业发展效应，有效制定和完善国家相关配套支持体系，发挥新能源产业对国家、社会的服务作用，提高环境友好和社会福利水平，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