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预言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最终会实现趋同，然而，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却与该理论预测相悖，为此，众多经济学家致力于探寻造成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绩效分化的关键因素。哈佛大学的Hausmann等教授提出了比较优势演化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生产或出口的产品决定了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绩效，产品是一个国家组合和利用已有资源和知识能力的体现，他们设计出一个衡量产品复杂度与国家复杂度的指标，并简单证明了国家的复杂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比较优势演化理论综合了贸易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的知识，在解释世界经济增长绩效差异方面颇具说服力，但是他们提出该理论主要基于对国际贸易数据的经验分析，实证研究方面比较欠缺。本书的边际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在跨国层面对该理论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检验。本书收集整理了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1976～2010年154个国家SITC四位码产品出口数据与世界银行宏观发展指标的面板数据，首先，测度了各国的经济复杂度；其次，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复杂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验证，并利用系统广义距（Syestem GMM）方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了处理；最后，利用分样本回归对模型结论的稳健性进行检验。跨国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复杂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健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不受控制变量和样本大小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复杂度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影响有显著的区别，对高收入国家的贡献最大，这证实了Hausmann和Hidalgo于2010年提出的能力积累的凸性特征。通过对典型国家的经济复杂度演化特征的进一步分析发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可能根源在于美国、日本等技术前沿国家的比较优势演化中断，产业升级断档。第二，进一步在中国地区层面上对该理论的解释力进行检验，并对经济复杂度驱动经济增长的机理进行了分析，探究了经济复杂度的影响因素。在这一部分，利用2002～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827个四位码行业的统计数据，首次从生产层面对中国31个省（区、市）的经济复杂度进行了测算，并验证了复杂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利用联立方程系统对经济复杂度驱动经济增长的机理进行了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数据，对经济复杂度的决定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三，基于比较优势演化理论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进行了理论解释，并基于阿根廷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第四，建立了“互联网+”提升经济复杂度的理论模型，并基于164个国家1996～2018年的跨国面板数据集，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第五，对中国31个省（区、市）经济复杂度进行了划分，并通过对产业结构、人均收入、经济复杂度等指标的系统考察，对各省（区、市）产业结构成熟度进行了尝试性界定。

本书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经济复杂度是决定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程度不同，经济复杂度对经济绩效的贡献程度存在差异，对发达地区的贡献最大。第二，基于2002～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实验研究显示，在中国范围内，经济复杂度通过分工影响地区经济的增长，经济复杂度受资本劳动比的影响很大，FDI与人力资本对中国地区经济复杂度的增长没有显著正的影响，这说明中国2002～2007年的增长依赖的是资本劳动投入增加的粗放式发展方式，而不是人力资本等能力积累的创新驱动型发展方式，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第三，对比较优势演化理论进行了简单的拓展，得出了产业升级的充分必要条件，并进一步分析了中等收入阶段产业升级容易发生中断的原因。同时，拓展的模型比较了基于模仿的产业升级与基于创新的产业升级两者成功的可能性，研究发现，相同的距离临界值条件下，基于创新的产业升级成功的可能性更大，这为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第四，跨国实证研究表明，“互联网+”通过创新间接提升了经济复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