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必须有一定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农区的存在和整个国家或经济区的工业化并不冲突，农区并不一定是和传统农业文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农区的农业现代化和区域经济的整体工业化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然而，在社会转型的初期，经营农业很难获得社会的平均利润率，农业部门自然很难吸引包括资本和劳动力在内的经济要素，农区从事农业生产本应该具有的比较优势就不复存在；在现行的分税制条件下，农区政府靠农业产业很难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这就是农区地方政府工业化冲动的内在动因。可以说，农区政府在政府间竞争条件下必须推动本地区的工业化，现行的分权财政体制更加剧了这种工业化冲动。传统的农耕文化、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18亿亩耕地红线、正在上升的劳动力成本、环境和资源因素等，都构成传统农区工业化进程的制约因子，现行财政制度更加剧了传统农区工业化的难度。可以说，农区工业化并非一帆风顺。

游牧文明（采集和狩猎文明）向农耕文明的变迁，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演进，都伴随着财政制度的进化。从贡赋到丁役，从土地、丁税到工商杂税，再到工业化时期的工商税收、所得税，从实物征收到货币征收，财政收入形式和渠道随着人类生产方式的进步而不断进化。从财政支出来看，从支出于“私”（王室宫廷）到支出于“公”（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到影响宏观经济运行，财政变革无时不在进行。研究证明，工业化转型必然伴随着财政制度的转型，即收入方面的取之于“农”向取之于“工”转化、取之于“乡”向取之于“城”转化；在支出方面，由支之于“工”向支之于“农”转变、支之于“城”向支之于“乡”转变。在这一过程中财政的公共化取向日益突出，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在财政收支上的权利与义务对等，不同经济体和人群作为纳税人可以享受相同的国民待遇。

地方政府竞争是指各辖区为了本地的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相应的公共政策，以争夺有限的经济资源的竞争过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同级次的地方政府间为了追求辖区利益最大化，相互之间就难免展开竞争。现有的大多数文献都把财政竞争划分为横向财政竞争、纵向财政竞争及标尺竞争三类。中国政府间竞争取决于竞争主体之间的利益互动，包括官员晋升竞争、公众的“用脚投票”推动、财政产权、税收剩余和投资冲动等。中国政府竞争的特色表现为中央政府管制下的地方政府间有限竞争，体制内竞争与体制外竞争相结合，有序竞争与无序竞争并存。财政竞争作为中国政府竞争的核心，其主要内容包括减免税优惠、税负输出与财政返还、支出竞争等。政府竞争必然导致农区政府的工业化冲动，这种冲动是一种合理的经济诉求，实现竞争性政府与农区工业化路径创新，关键是保证竞争的有序性。

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无论是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都实行分权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财政分权一直是公共财政领域的焦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转轨国家的支出责任划分各有自己的特点，尤其是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多级政府间的税收权限与税收范围划分，为我国分权财政体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财政分权有其正面效应，包括资源配置功能与经济增长、引致公共投资功能与经济增长、硬化预算约束和提高地方企业效率与经济增长、引入竞争和制度创新机制与经济增长等，但同时也造成了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现行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分税制度、转移支付制度、税收返还制度等都决定了地方政府只有通过工业化才能获取更多的税收收入。可以说，财政分权正是地方政府工业化所面临的公共经济环境。改革现行财政分权体制，促进农区经济发展成为当务之急。

我国现行的财政制度正是造成传统农区工业化滞后的公共经济因素，传统农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包括粮食安全、廉价劳动力、环境和资源等，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改革现行财政体制，促进传统农区的工业化，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现行税制改革、转移支付制度调整等都是这些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传统农区的工业化应兼顾国家的粮食安全，不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

很显然，农区工业化需要财政支持，公共财政的收入、支出政策均应适应农区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建立一个适应农区工业化的公共财政转型的运行机制。公共财政转型应兼顾农业现代化和农区工业化，并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的目标相衔接，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农区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