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以来，凡是留心观察中国人行为的人，不论是外国人或中国人，不论是学者或文学家，几乎都认为支配中国人社会生活的一个核心原则是“面子”的观念。也许不是偶然的，据我所知，第一个提出这个看法的是一位外国的传教士，史密斯（Arthur Smith，即明恩溥——编者注）在他1894年的《中国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的第一章就讨论到中国人的“面子”。显然，一个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当接触到中国社会时，他对中国人的“面子”观念是很容易意识到的。当然，“面子”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专有品，但西方社会很少有像中国人那样浓厚的“面子意识”。五十年前，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认为统治中国的三女神是“面子、命运和恩典”，而三女神中，面子又比命运、恩典更有势力。在他眼中，中国社会之所以不能有民主、法治、乃至安全的交通，都是由于“面子”作祟。鲁迅在对中国国民性的一些敏锐观察中，当然没有放过对中国人的“面子”的鞭挞。他认为中国人，特别是“上等人”，什么事情都“爱面子”，这是一种“面子主义”，“面子主义”无非是一种虚伪的道德观。在姚文元手里，“面子”便成为“资产阶级”专有的道德标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