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形象”与相应的“人文话语”，是建立在西部艺术符号之上的一个凝练形式。没有相对独特的西部艺术符号，西部形象及相应的人文话语，就很难成立，更谈不上再生产。显而易见，这里所说的符号再生产，借鉴了文学理论分支中的结构主义或符号学研究成果的一些启发。法国著名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文化评论家罗兰·巴尔特有一本薄薄的册子叫《符号学原理》，可算是文学符号学的开山之作，因为它属于一种“实用性、暂行性较强的分析方法汇编”，并且其主要是对文化和文学现象的两种普遍意义构造的，即直接意义系统（直指作用）和间接意义系统（涵指作用）的构成分析。严格说，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其实是文学文本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论，所谓“分析者和批评家应该透过文学和文化文本的表面意思，达到其底层及诸隐喻层上的‘背后’意思”，关注的是文学和文化文本内因特殊视点而导向的作者意图。继巴尔特之后把符号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苏联文学理论家洛特曼和把叙事学活用到符号学中的法国学者A.J.格雷马斯的研究正是如此。据说他们两个的探索，代表了符号学的新进展。前者通过古罗马诗人维吉尔作品中宇宙的两个空间轴和但丁《神曲》中不同层次空间感，得出结论说，在但丁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