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文所述，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解释在对视频监控证据的使用方面设置的证据规则严重不足。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仅在证据种类上增加了“电子数据”，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解释》则仅在第92条、第93条对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审查判断要点进行了简要规范，且这些要点并未明确区分证据能力要素和证明力要素，而是将其混淆在一起，这样极容易使司法人员产生规则适用方面的困惑，也不利于规范视频监控证据的证据能力。对于视频监控证据需要符合哪些要件才具有证据能力、如何判断其证明力、如何发挥视频监控证据的证明作用等问题，司法人员往往会感觉无法可依。所以，证据规则的不足导致司法人员在实务中不知该如何使用视频监控证据。为了实际了解因证据规则不足而导致视频监控证据在实践运用中存在的问题，笔者曾跟随导师所在的课题组对刑事诉讼中视频监控证据的实际运用情况进行调查。课题组希望通过实证调研，了解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对视频监控证据的证据能力及证明力问题如何认识、实务中如何操作以及存在哪些尚待解决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次调研以社会学研究中的描述法和解释法为研究方法，通过一定范围的实证调研，试图对目前视频监控证据在实践中的运用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