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梁秋生[1]于《人口研究》发表的文章后，我认为梁秋生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命题，大城市中超低生育率中外来流入人口的效应的确值得深入研究。我本人在分析研究北京市第五次人口普查抽样数据的过程中，也特别注意到外来人口对北京市生育水平和出生性别比，以及家庭户变化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2][3]。并且，这种影响效应还将越来越大。另外，梁秋生在其文章中对于外来流入人口类型的具体划分和分析，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和学术价值。按照他的推算，京津沪三大城市在剔除外来妇女、高校在校学生、户籍待定和出国学习工作的人口以后，总和生育率TFR将分别从原来的0.67、0.88和0.68提高到1.08、1.12和1.04。但是，对于这样的推算估计结果，我深感怀疑。第一，由于这里并未涉及出生漏报等更复杂的调整，所以我感到其推算结果过高。试想，如果京津沪排除外来流入人口的TFR都在1.0以上，那么全国其他城镇地区的TFR就会更高，这种推理与五普数据得到全国城市的TFR（0.86）和全国镇的TFR（1.08）结果之间显得很不相称。其实，这种推算结果的潜在含义是全国及城镇的超低生育水平基本是靠外来流入人口拉低的。并且，这种潜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