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1928～1949年的重要工作之一便是对中国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而这些工作又绝大部分集中于西南——川南、川西、湘西及云贵大部分地区。当时不只是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成员如此，一般而言，20世纪上半叶从事边疆民族、民俗考察的民族学者们在西南地区投入了最多的人力、物力与心力。那是一个民族主义下之国族建构的时代。由于国族称作中华“民族”，少数民族亦称“民族”，因此当时有些学者对西南少数民族之调查、研究表示怀疑或反对，他们认为本地人群大多早已汉化，民族学者调查、识别各个民族，可能有破坏中国民族团结之嫌。当年学界巨擘——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曾反对吴文藻、费孝通等先生在云南做的边疆民族研究。在一封给朱家骅、杭立武的信中，他称：“此地正在同化中，来了此辈‘学者’，不特以此等议论对同化加以打击，而且专刺激国族分化之意识……夫学问不应受政治之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想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鼓励西南边疆非汉人群汉化，这是国民政府时期颇流行的观点，表现在以安边、治边为要的“边政”研究上。即使在中国之少数民族识别完成、西南各地方族群分别划归于25个少数民族后，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