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新人口论》和其他人口节制主义“一网打尽”，人口研究成为不能触动的“禁区”之后，中国迎来了第二次生育高潮。在人口压迫生产力日益严重情况下，政府一方面通过限制城市规模、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解决眼前的人口问题；另一方面则加强生育控制，普遍推行计划生育。沉睡了17年的人口理论，苏醒后也冲到“禁区”边缘。

本章的正标题用的是“八亿人口”，也许有的读者一时摸不着头脑，为什么将此列为标题？简言之，八亿人口对中国人口的变动和发展说来，实在太重要了。1958年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讲道“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恐怕还要发展一点”时，有一个大致的预想：“我看要搞到七亿人口，就会紧张起来，邵（力子）先生那个道理就会大兴。邵先生之道大兴之日，是七亿人口到八亿人口之时。”他又说：“再多两亿人，我看问题就解决了。走到极点就会走向反面。现在我看还没有达到极点。”^[1]1958年全国人口65994万人，毛泽东同志这里讲的“七亿”、“八亿”、“再多两亿”并不一定是一个十分确切的数字，可以理解为再增加两亿人左右，即在八亿人到九亿人之间。在学术界，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孙本文先生曾经提出“八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尽管这一命题缺乏应有的论证，但是八亿人口已在政界、学界和广大民众中留有深刻印象，也传说国家要等到人口增长到八亿人以后再来动手解决。事实上也的确是在进入20世纪70年代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