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19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公共支出规模（以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衡量）都史无前例地大幅扩张了，大致从1870年的5%～13%上升到2011年的40%～56%（见表1）。

表1 1870～2011年世界主要工业国家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

基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典型化事实。

第一，1870年以来，各工业化国家的公共支出规模都表现出很强的扩张趋势。

第二，20世纪80年代之后，各工业化国家公共支出规模的扩张趋势逐步趋于稳定，有些国家甚至下降了。

第三，各国之间公共支出规模的差异是很大的，但也存在趋同的可能性。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公共支出规模也不断提高：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从1995年的11.2%持续上升到2011年的23.1%；如果算上政府性基金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全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已经超过了35%。

中国公共支出规模的变动趋势使得我们相信，上述典型化事实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以后的历程。

面对上述现象，人们自然而然会形成这样的问题：一国公共支出规模的快速扩张是不是合理的？国与国之间公共支出规模的巨大差异是不是合理的？换句话说，是否存在最优的公共支出规则及相应的最优税收结构，可以用来指导各国政府制定适于本国的最优公共支出与税收政策？

围绕上述问题，经济学家展开了广泛的理论研究，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Samuelson（1954）在静态经济中对最优公共支出条件的研究；第二个阶段是Arrow和Kurz（1970）在动态的外生经济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