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中央提出以“建设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作为中国财政改革的基本目标，学术界和政策界对公共物品理论的关注迅速升温。此后数十年里，学术界做了大量西方公共物品及其相关理论的引介工作，这些工作在推动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界定政府的职责范围、规范政府的干预方式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随着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走向纵深，仅有理论和观念的支撑已经不足以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难题，现有的公共部门改革需要技术性的细化。本文所讨论的公共物品生产的组织选择，即是其中之一。特别是，随着政府简政放权步伐的加快，以及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政策已经启动，对于公共服务治理结构的理论探讨更显迫切。

假定融资问题已经解决，公共物品应通过何种组织进行生产？是官僚机构（政府机关）、私人企业，还是非政府非营利组织（NPOs）？就同一公共服务来说，不同组织的生产绩效有何差异？人们依据何种标准选择合适的生产组织？传统财政学假定官僚机构负责公共物品的生产，至于官僚机构是如何运行的，则作为一个理论“黑箱”而未加探讨（布坎南，1968）。

传统财政学的这一缺陷在几个方面激发了后来的研究。一是官僚理论，它打开了官僚机构的“黑箱”，暴露了政府生产的内部结构及其无效率的一面；二是各类组织间的比较制度研究，它为判断不同治理结构下公共物品生产的效率奠定了理论基础。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仅关注后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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