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的公共政策和活跃的公民权

国家粮食及营养安全体系的构建并非一届政府的一项政治决定，而是源自20年来社会动员与斗争的公民社会共享过程，它也是体制参与和社会组织与网络自主动员相结合的产物。

公民社会长期倡导的概念与主张逐步形成了国家粮食及营养安全体系当前的样式。在巴西，曾发生了围绕饥饿问题、对现存的农业生产模式的反思与批判、食物供应和粮食及营养公共规划的草根运动。与此同时，也有过很多制定公共政策与规划的尝试，即便是在该国经济和政治环境不佳的时期（PELIANO，2010）。但是，毫无疑问，最具开创性的工作是约书亚·德·卡斯特罗开启的针对巴西饥饿与贫困问题的讨论，在20世纪40年代，这一问题便已是一个社会与政治问题。

自那时以来，粮食问题被理解为一个同时具有生态、经济和社会表象的复杂整体，而消除饥饿尤其取决于解决该问题的政治决心。约书亚·德·卡斯特罗指出，饥饿并非仅仅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营养缺乏）或局限于社会领域的问题（福利政策）。他最先提出饥饿是欠发达和经济模式的产物，这种经济模式以一种反常的方式延续着恶劣的生活环境，因贫穷所致的儿童和成人的高营养不良率，以及随之产生的饮用水和足够食物的短缺，影响着大多数的巴西人（CASTRO，2005）。卡斯特罗具有相当的勇气着手解决饥饿问题，因为当时在巴西和世界很多国家这还是一个忌讳的话题。

根据卡斯特罗在20世纪40～50年代开出的“药方”，一些早期的集体性质的粮食服务项目形成，最低工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