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限制劳动力迁移的制度基本消失，包括居住限制、食品供给限制以及大部分的就业限制（吴红宇，2007），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公平现象依然存在。根据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观点中的“示范效应”（消费者之间的消费行为是相互影响的）和“棘轮效应”（消费习惯在时间上的不可逆性），农村居民会受到城市消费形式和消费途径的影响，这不仅包括私人产品的“超前消费”，而且包括一些城乡之间存在不均衡供给状况的公共品。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顺利跨出农村走向城镇，获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已经成为农村居民迁移决策的重要动因之一。

在有关农村居民迁移动因研究的大量文献中，“角色”定位是该问题的重要分野。无论是作为劳动力供给者、^[1]家庭生产者^[2]还是人力资本投资者的迁移，“通过迁移行为获得一定的净收益”是普遍标准，而收入差距则是该类问题的核心。已有研究大多是基于托达罗（Todaro，1969）的绝对收入差距理论进行的，即城市的高收入和更多的就业机会，构成了较高的城市预期收入。沿着这一逻辑，农村家庭无一例外应该具有较强的迁移动机，许多研究调查的结果显示，农村家庭并非有相同的迁移动机，而会做出不同的决策（蔡昉，2002）。例如，对都阳（2000）的研究发现，最具有迁移动机的家庭并不是最贫困的农户。

正如上文提到的，“对更好事物（Amenities）的追求”（Sjaastad，1962）在我国城乡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均衡的背景下，对农村居民迁移决策有强烈的驱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