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充分激活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在户籍制度不断弱化的背景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不断涌入城市并逐步成为产业工人的主力军和城市建设服务的中坚力量。农民工数量的快速增长，一方面为一线生产提供了80%以上的工人，另一方面也为流入地公共服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尤其是流动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日益催生了对教育、医疗和就业等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对城市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迁移模式逐步由个体迁移向家庭式迁移转变，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规模也不断扩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总数达到2.61亿，其中年龄在5岁至14岁之间的农民工随迁子女为1672万。根据韩俊（2011）预测，2020年我国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数量将达到2000万人左右。与此同时，流动人口及其随迁子女的流动方向呈现明显的指向性特点。大部分劳动力和随迁子女在离开户籍所在地后，基本迁往了东部发达省份。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0年有1167万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而在所有的随迁子女中，有60%迁往东部地区，迁往中西部的只有40%（教育部，2011；教育部，2010）。从流动的重点区域来看，广东、江苏、山东、四川、河南等五省是省内流动农民工随迁子女人数较多的省份，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和浙江五个省市是跨省份流动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主要流入地。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北京、上海、广东、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