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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的传播，并非只有佛罗伦萨到罗马这样一条路径，就像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生，不限于佛罗伦萨一城一地。单就艺术来说，在它最早的一批大师当中，杜乔是锡耶纳人，而皮萨诺最重要的作品，则留在了比萨奇马布埃杖履所至，除佛罗伦萨外，遍及阿雷佐、阿西西等地。这个范围包括整个托斯卡纳地区。
中世纪晚期，这一带的城市通过生产和贸易率先实现繁荣，而佛罗伦萨只是其中之一。后来出于各种原因，它通过军事、经济上的优势，逐渐在这一地区获得统治地位，它在文化艺术方面也开始获得垄断地位。前面提到过的瓦萨里，虽说本人来自阿雷佐，但在《艺苑名人传》当中，言必称佛罗伦萨诸家。锡耶纳画派当中除杜乔之外，如多米尼科·贝卡福米、内罗乔·德·兰迪、马泰奥·迪·乔瓦尼，影响至今不出本城。
早在14世纪，佛罗伦萨名家当中的乔托、多纳泰罗就已经在威尼斯共和国的帕多瓦留下自己的作品。此后随着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大，文化艺术的传播在更大范围展开。此外还有生活方式。随着美第奇、斯特罗济的宫廷成为欧洲文化的发动机，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军头、土豪们也开始学着跳舞看戏、吃饭用刀叉以及其他繁文缛节。一个装门面时代经由此辈打造，终于横空出世，极大促进了城市的虚荣经济。
即便如此，倒饬嘚瑟这种事仍由权贵阶级专享。然而上行下效的大势无人可以阻挡。在16世纪的奥格斯堡，有个名叫马太·施瓦茨的会计。从1520年起，他开始把觉得最拿得出手的自己所穿衣服的画像，汇集到一本棕色皮面的册子里，而且这样一干就是40年。他还为每一幅画写了两句简单的说明文字，记述这套服饰的各种细节，从领饰到袖边，还有穿戴的场合，哪些是私人聚会，哪些是公共活动。总之就是一个虚荣直男不断地换装摆姿势。
施瓦茨一家的财富积累，恰好来自纺织品生意。不同于衣来伸手的权贵，他们说到衣物，常会涉及细枝末节，从面料的丝毛棉绒到配饰衬里的做工款型，都是内行话。这里还有公关方面的需要。父亲马太主要迎合上层口味，以期加官晋爵；至于儿子费特，还有求偶方面的动机。这些前现代网红的生活，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习俗以及物质文明的状况。由于历史局限，当时没有自拍神器可用，他们只好请画师帮忙。
马太对于穿戴的迷恋来自环境影响，包括父母频繁更换的服饰，也算得上是家学渊源。后来他又把这一家风传给儿子。对于自我形象的看重，说明市民阶级具备了高度的自我意识。按照当时神圣罗马帝国关于衣着与身份等级的律例，他们的行径已属越制。但这是奥格斯堡。
中世纪晚期，这个巴伐利亚的工商业中心，成为帝国特许的自由城市。由于地处商道要冲，不论从萨尔茨堡西运的食盐，还是从佛罗伦萨到布鲁日、安特卫普的纺织品贩运，均由此处经过，所以这里的商业文化很早开始发展，由此而来的，是崇尚技艺的传统。直到今天，这里仍然是精密制造重镇，库卡机器人、西门子涡轮机，都是这里的著名产品。
这里因此成为高端“职人”理想的发展之地，比如和马太大体同时代的荷尔拜因父子。我们对于都铎王朝的印象，大多来自后来受雇于英国王室的小荷尔拜因的肖像画，从肥硕的中年亨利八世，到《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音乐家莫扎特一家也曾世居于此，迁居盐城萨尔茨堡（Salzburg，意为盐城）是后来的事。柴油机的发明人狄赛尔（Rudolf Diesel）以及德国足球少见的技术型明星舒斯特，也都是此地人。
这里还要提到一个更大的商人，雅各布·富格尔。没有此人，马太·施瓦茨会计的虚荣心根本无处表达。那是给他发薪水的老板。富员外少年南下意大利学习经商，掌握了复试簿记法以及融资和矿业方面的知识。奥格斯堡老城的马克西米利安大街上有一座略带南国风的建筑，就是他接掌家业之后按照新潮式样营建的公馆。西方散文的发明者蒙田壮游途中曾在此间暂住，留下不少溢美之词。
不过，这栋建筑毁于二战轰炸，如今所见，是重建之后的样子。正门上的哈布斯堡双头鹰族徽，说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曾驻跸于此。1518年，教皇委派的代表也在这里讯问马丁·路德。可见此人在教俗两系都能手眼通天。他的另一过人之处是融资。他知道如何说服权贵们把钱贷给自己从事新的投资，包括新兴的东方香料贸易。
更重要的是，他创造性地利用、改造自己家族的商业网络，然后利用这一遍布欧洲的系统，及时获取各地的市场、宫廷以及战地动态。不同于现代传媒机构，他从不出售新闻，而是成为该项服务的唯一用户，在与对手的竞争当中抢得先机。这套网络的另一功用，是安全高效地转账，就像票号一样，只需通过账目，而无须搬运金属货币本身。它还可以用来放贷，于是成为各路诸侯日益依赖的资金来源。
当时欧洲各国战事频仍，而随着发射火器的普及，传统的骑士逐渐让位于新兴的雇佣军。要想获得战场优势，就要招募更多的兵员，而这又意味着派发更多的薪饷和给养，需要更多的钱。当封建领主们形成国际性资金需求，富格尔也乐于利用自己的网络服务于这个融资市场。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市场。我们都知道，英国王室的债务违约就拖垮过佛罗伦萨的美第奇银行。
这是一个早期资本主义的故事，也是一个权贵、商人与教廷相互勾结、各取所需的故事。亚当·斯密的市场观念出现之前两百年，胡雪岩式的官商并非中国的特产。只要特权的荫庇有助其生产再生产，资本就一定会积极攀附。那是欧洲危机四伏的多事之秋，但也有富格尔这类先知先觉的人物从中窥见新的发展空间。他的作为，我们至今还能看到痕迹，比如罗马教皇的瑞士近卫队当年便是由他出资组建，至今仍是梵蒂冈城内的一景。
富格尔的一生，是枯燥乏味的一生，但他留下的大量涉及财务的信件，有助于后世了解那个时代，例如如何向皇帝追讨欠款。他贷出的钱不仅是钱，也是一种投资，比如向封建主赎买铜和银矿的专营权——前者用来铸造枪炮，后者用来采购枪炮。需要他钱包的势力，还有罗马教廷。就连出身美第奇家族、对北方人并无好感的利奥十世也颁布敕令，将收取利息有条件合法化。而他借重建圣彼得教堂之名发行赎罪券，很大程度也是向富格尔偿付债款。
此事曾直接导致马丁·路德在维滕贝格发布《九十五条论纲》，引发震撼欧洲的宗教改革，并将富格尔本人定性为十恶不赦的腐败分子。按照某些说法，他在事业的鼎盛时期，个人资产达到全欧经济规模的百分之二。也是这个人，在奥格斯堡出资建成过一个街区，其中都是社会保障房，而且今天仍然有人居住。
不管关于富格尔的财产的统计究竟靠谱到什么程度，此人财力远超任何时期的美第奇家族的说法应是可信的。但这是一个闷声发财的榜样，他从不会像佛罗伦萨同行那样大肆张扬，所以听说过他的人很少。这个北方人也极少赞助文艺，除了偶尔雇人画像，就像有八卦说特朗普对防治艾滋病的唯一贡献，就是带新到手的嫩模去验血。
有一年，本猴去法兰克福参加书展，之后返回慕尼黑住处的半路在奥格斯堡下车一游。在老城谢茨勒宫的古典名家美术馆，本猴注意到一张大幅肖像。画中人头戴小帽，身披毛皮，属于质料考究但款式凡俗的穿戴，一看就是有钱人，而且包子有肉不在褶上。此人紧抿薄唇，直勾勾的眼睛里仿佛伸出两只手来，一看就不是个为人厚道的主。这就是雅各布·富格尔。
肖像画的作者是16世纪的名画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来自纽伦堡。提起这个地方，一般人都会想到二战后的纳粹战犯审判。但在20世纪前，那里还曾有过完全不同的历史。这里因其地理位置而扼控意大利通往北方的商道，所以成为中世纪欧洲的重要城市。直到16世纪定都维也纳之前，神圣罗马帝国始终没有永久性都城，只有议事机构设于纽伦堡城北一座石堡，因而多少带有帝国非正式首都的功能。至于这个帝国本身，更像德语地区一个众多邦国的松散集合体，如伏尔泰褒贬的那样，既不神圣，亦非罗马，更不是帝国。
这里是中古时期欧洲的政治中心，皇室消费刺激了本地的市场，也赋予其自由城市的地位，包括享有铸币权。由于这种特殊待遇，经济文化的繁荣也就顺理成章。纽伦堡成了北方文艺复兴的中心。当时的旧迹，只要看看圣·洛伦佐教堂内部那些出自一代名匠史托斯、克拉夫特之手的木刻石雕就能掂出分量。丢勒只是其中应运而生的一位。
距此不远就是丢勒故居。这座五层米字格木屋位于老城西北角，曾在盟军轰炸期间损毁，战后重建，改作博物馆，又增加了现场表演。地方很好认，门外有只铜铸的兔子，原型是他的作品。这是画家自1509年直到1528年去世前的住所，兼作工作坊。说是画室，其实更像老式印刷厂。丢勒和意大利同行的最大区别，正是他对印刷术的精通。读过瓦尔特·本雅明著述的朋友，应该熟悉他对艺术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论述。事实上，复制时代自文艺复兴已经开始。对丢勒来说，原因主要在于经济方面。
丢勒画风工细，耗时费力，售价经常不足以平衡成本。他的顾客主要是新兴市民阶级。这些人熬成土豪的，当时还属凤毛麟角，而北方又不像意大利，很少会有教会的大额订单。好在他有个教父，不但经营印刷厂，而且出版新闻，让他有机会实习相关技艺，并为自家编印的《纽伦堡纪事报》配图。丢勒后来名满欧陆，除了才能和勤奋，传媒的助力也是一大因素，而这又要归功于印刷术。
得民心者得天下。靠着广泛的民间传播，丢勒作为画家的大名居然传到中央。1512年，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屈驾临幸，委托其制作版画。说到此事，丢勒故居博物馆饰演丢勒太太的解说员诚惶诚恐，受宠若惊。她一身老旧裙装，裹得严严实实，头戴当时主妇那种白色布帽，腰间系着一大串铁钥匙，指着会客室里粗陋的木制桌凳说：“我的丢勒只好在这样的陋室接驾，真是罪过。”她满脸的惭愧，却遮掩不住一丝暗藏的得意。
丢勒夫人出阁前名为艾格尼丝·弗雷，家境小康，父亲是铜匠，和出身金匠之家的夫君算是门当户对。他们的亲事自然由父母包办。婚后不久，事业心强的画家离家南下，去威尼斯继续学艺，留下艾格尼丝独自主持家务。后来，她也曾随丈夫沿莱茵河北上发展业务，一路到过亚琛、科隆、根特、安特卫普、布鲁塞尔，见过一番世面，绝非一般家庭妇女。这段姻缘尚称美满，只是艾格尼丝始终没能产下一男半女。
跟随扮演主妇的讲解员楼上楼下参观，一路都是微观历史的现场还原。在一间展室里，摆着珊瑚、兽角、鱼鳍之类的东西，全是画家后半生的收藏。这种本属贵族阶级寄托闲情的风雅消遣，此时已有上行下效的趋势。欧洲人对于博物学的热情，即滥觞于此。这一点，从画家置产之前的早期作品《野草》《野兔》等水彩工笔已可略见端倪，更不要提版画名作《犀牛克拉拉》。
然后是灶披间。当时尚未出现我们熟悉的西餐，即便王宫的御厨，用的也是大小不一的铜锅，锅用铁链悬挂在火炉上，肯定不能用来精烹细调。这里也差不多，只是格局狭小，而且少了称量佐料的天平、砝码。当时很多香料来自海外，远非平民所能享用。这一家人每天准备大量食物，除了主人夫妇，还有学徒要吃饭。他们除了学艺，还要在工作室帮忙，从刻制不同材质的画版，到参与印制的各道工序。所有的工序，这里都会依照古法演示。
艾格尼丝持家不易，丢勒养家也辛苦。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座房子，是他们成家13年后才从天文学家瓦尔特的后人手上买的。成为有房阶级，是很值得自豪的事，何况地段还是城中上只角，紧靠皇家城堡的高墙，上有军兵往来巡逻，治安无忧。本猴问及窗外不远处就有居高临下的卫队巡视，隐私是否成为问题，解说员说这不用担心，在平板玻璃大量出现之前，一般人家的窗子只能透光，根本看不到室内任何事物，窗帘都是多余的。
作为北方文艺复兴的中心，纽伦堡聚居着不少成就斐然的艺术家。这些人交流十分频繁，不时也会去丢勒家走访。主妇艾格尼丝很不待见其中一些人。自古从事艺术职业的人，很少有教养良好的，粗俗不文，吃相难看，那是家常便饭。其中还有不少外来人口，这带来了不安的因素。传统的维稳之道，无非苛刑峻法。
纽伦堡的老市政厅临水而建，美景当中有一间桥头小屋，曾经是本城刽子手当值的地方。16世纪与17世纪之交，这里负责行刑的人叫弗朗茨·施密特。此人略通文墨，身后留下过一部日记，记述了他漫长的执法生涯。仅在执业的头10年，他就用各种方式处决过228人。终其一生，他亲手执行过391次鞭笞，也曾在4个老千和皮条客脸上打上过N字烙印，以示曾被纽伦堡驱逐。他割掉过很多妓女、放高利贷者和小偷的手指和耳朵，也拔掉过渎神者的舌头。
死刑的花样更多，如何操作实施，都有细则规定，写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1532年颁布的法典上。条目之一是将死囚绑缚在刑台上，由力大无穷的刽子手搬起马车轮子，从四肢到躯干，一段一段砸下去。对于罪大恶极者，行刑过程要从脚部开始。如果从头开始，则是对犯人的莫大恩典。在这高潮的一幕到来前，还有一个游街的节目：刽子手会用烧红的铁钳，一块块撕下犯人的肉（这证明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言不虚）。
等级森严的时代，罪人的死法也分三六九等。最下等的是绞刑，因为要和低贱的施刑者发生直接的身体接触。当时法曹被划为贱业，在社会上饱受歧视，不得与良民通婚，子孙也无缘体面的职业。弗朗茨操持这个行当，也是秉承父业。当年他的父亲海因里希偶然被指定处决一个阴谋弑君的犯人，从此沦为下流。他的孩子虽然有机会学医，却无法改变身份。
弗朗茨为此痛苦一生。他参加过歌咏大赛（瓦格纳的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里讲的那种），却没能获胜。他在医术方面应该也有相当造诣。他在日记中自称，被他治愈的病人远多于死在他手下的犯人。在前现代社会，由刽子手行医并不稀奇。毕竟，他们对于人体解剖的知识远非一般人能及。
作为维护体制而存在的“必要之恶”，弗朗茨还表现出汉娜·阿伦特所谓的“平庸的恶”。他是虔诚的新教徒，人品正派，滴酒不沾，对待经手犯人的态度很是职业，虽然他痛恨那些忘恩负义之徒和伤害儿童的人（他的工作包括将杀婴的母亲沉河处死）。像很多欧洲城市一样，16世纪的纽伦堡人口急剧增加，导致犯罪率上升和疾病传播。后来的“三十年战争”带来了更多的混乱和疾病，弗朗茨的后代全部死于时疫。而乱世更赖重典。
对于罪犯，最体面的死法是斩首：只等着手起刀落，便一切了事。还有一件事或可一提：当时在欧洲，法场也多设在市场，明正典刑，以儆效尤。其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砍头之后常会有人等着喝血，据说对治疗癫痫颇有奇效。这种风俗一直维持到19世纪。移风易俗的工作也有人在做。圣·洛伦佐教堂门前，不远处是一尊胖老头像。这是16世纪的诗人汉斯·萨克斯的雕像，此人写过很多劝善作品，努力改造市民。瓦格纳的《纽伦堡的名歌手》对此人做了高度浪漫化处理，并当成反犹工具，那是后话。
纽伦堡有家以烤肠为主的餐馆叫“望金星”，丢勒那个时代开业，至今已有近600年历史，建筑到厨房都是古色古香。这里的菜单上印着一首打油诗，作者正是萨克斯。诗中号召市民吃东西不要用手乱抓，不要用衣袖擤鼻涕，不要大声喧哗，不要吧唧嘴。餐桌规矩从宫礼到民俗，总是以中产市民为过渡。
城市的发展带来滚滚财源，还有文化资本，最后流向帝国的中心。丢勒一生的重要作品，不少集中在维也纳的艺术史博物馆
世故考究的文化趣味，总有筚路蓝缕的打熬过程，需要巨大的历史耐心。出于人之常情，我们往往直奔资源的中心，去伦敦，去北京，去房价早已高企的硅谷。更多天才人物宁可物色一个靠谱的保护人，哪怕付出毕生心血，比如列奥纳多·达·芬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