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和政治版图来看，马来西亚由西马和东马组成。19世纪以来，马来亚1449034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由海峡殖民地（最初由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三个英属港口组成，华人称其为三州府）和九个互不相属的马来土邦组成，1957年马来亚独立。1963年，马来亚（西马）与沙巴、沙捞越、新加坡等地区组建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新加坡退出联邦，马来西亚逐渐形成现在的国家格局。

马来西亚著名华文教育史专家郑良树先生曾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如果以中国南方大都市广州为中心，以印尼首都雅加达为半径，向左右摆动划出一个半圆的扇面，那么，这扇面内的地域，不但聚集着疏密不等的华族人口，而且其土地的开发、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演变、文化的塑造以及历史的撰述，都离不开这个民族，个别国家甚至于或深或浅地染上了这个民族的风采。”1449035的确，中国移民，无论是政治移民抑或经济移民，都毫无例外地将华人的信仰、价值观、语言和风俗习惯等带到自己的移居地，并且通过庙宇、商店、服装、节日和饮食等载体呈现出来。在这个半圆扇面的任何一个国家里，他们都以“庙宇”最先登陆上岸，这成为华社的桥头堡。曾有英国学者这样总结道：华人无论走到哪里，总会带着三样东西——学校、神庙和会社（秘密结社）。这三样东西成为早期华人在侨居地生存的法宝。

就马来西亚而言，最早上岸的华族“庙宇”——矗立于马六甲的“青云亭”——已在大马风雨飘摇四百载，其发展及演变已经成为华族早期历史的一部分。随“庙宇”之后登陆的，是华族的社会组织——这些基于会党的、血缘的、地缘的、业缘的组织纷纷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华族的堡垒。社会组织的成立意味着华族安身立命的基本架构大致上构筑完成。这样的发展模式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具有普遍意义。

有了原生性的组织，华社立刻进行第二阶段的建设——传播自己的文化。在这项工程中，最根本及最有效的方式便是创办学校，通过学校，向自己的子弟传播祖先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有关这一点，二战期间推行种族灭绝政策的阿道夫·希特勒倒是领悟得十分透彻，他说：“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消灭承载它的语言；要消灭这种语言，首先要从他们的学校里下手。”1449036的确，华教与华族文化有互动的影响；华族文化就是建立在华教之上，华教对华族文化的兴衰具有决定作用。俄罗斯教育家乌申斯基说：“语言不仅仅表现为一个民族的生命力，而且它正是民族生命的本身。民族的语言一旦消失，这个民族也就不复存在了。”语言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可以说“母语是民族灵魂之灵魂”。1449037在马来西亚，华人之所以能够保留本民族的母语教育体系，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将母语教育提到了捍卫民族文化的高度。

在19世纪以前，东南亚地区的中国移民大部分是在国内受到剥削、欺凌而难以为生的沿海各省的农民和贫民。他们在下南洋谋生以前，并没受过什么教育，在侨居地主要从事各种艰苦的体力劳动。换言之，这种早期移民社会是由劳动阶层构成。无论是从殖民统治者的统治与愿望来说，还是就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条件、文化教育及劳动居住生活的条件而论，他们都没有必要和可能接受华文教育。因此，19世纪以前，东南亚华侨大多处于文盲状态。由于个别地区出现了少量义学和私塾，学界也将19世纪以前的私塾教育看作华文教育的孕育时期。在新式教育出现之前，马来亚地区有过一个相当漫长的私塾教育时期，它从19世纪初叶开始，一直跨越到20世纪初，前后持续一百年左右。

随着东南亚各地华侨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自尊心的增强，广大华侨深感子女在当地学校上学，受到当地政府及西方殖民者的歧视和刁难，又没有机会接受中华文化的教育，因此，19世纪末，华裔商人和知识分子开始自办学校。事实上，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兴学运动，是一段民族文化自强运动的历史。这场被冠名为“儒教复兴运动”或“儒学运动”的兴学活动旨在将儒学变成华人共同的宗教信仰并使其成为团结华社的精神力量。这种民族文化自强运动在东南亚表现为建孔庙、设学堂等。在马来亚地区，由于西方各教会在当地办的教会学校比较普遍，教会中为华人设立的方言班也较为普遍；再加上新加坡、马来亚地区拥有一批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华侨富商，中国与马来亚的关系也较为密切等因素，马来亚的华文教育相对其他地区发展地较为迅速。马来亚各地华侨中小学纷纷建立和普及之后，最大的困难及问题之一就是师资匮乏。马来半岛的华校在建立初期，绝大部分教师和校长均从中国聘请过来。后来，为了配合英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及当时的需求，开始开办师范传习所，培养本土师资。1906年，刘士骥1449038协助筹设了第一间师范传习所，设在槟城平章会馆，尽管只是为期六个月的短期培训班性质，但这是马来亚最早的华文师范教育机构，也是南洋师范教育的嚆矢。它的学员有的成了马来亚、新加坡华文学校的骨干力量或领导者，如槟城同善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惠安人骆泽金。1918年，新加坡南华女校增办两年制初级师范班，开创了新加坡华侨创办师范教育的先河。后来中华女校、南洋女校及崇文女校也都先后开设师范班。1927年，槟城福建女校也附设师范科。这些女子师范班，都是两年制的简易师范教育。附设于华文女校或华文中学的简易师范班成为早期华校教师教育的载体，这些早期师范班开启了华校教师教育本土化的进程。

在1920年之前，英殖民地政府对华社的教育活动一向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任其自由发展。1919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之后，英殖民地政府担心马来半岛的华校师生受到当时中国反殖民地政治思潮的影响进行颠覆活动，便在1920年颁布学校注册法令——《1920年学校注册条例》（Registration of Schools Ordinance 1920）。英殖民地政府颁布的《1920年学校注册条例》告别了其对华文教育漠不关心的时代，开始管制华文学校及华校教师。《1920年学校注册条例》表面上用来管制所有学校，但其矛头实际上直指华校，想将之加以控制，并且阻止华校师生参加有关政治方面的活动，以免损害殖民地政府的利益。这项法令实施之后，还在1926、1934、1938年多次进行修改，以加强对华校的管制。

此后，殖民政府一方面资助少数华校开办师训班，以协助华校克服本土师资短缺的问题，另一方面开始严厉打压华文教育的发展。《1920年学校注册条例》的颁布受到了华社和华校教师义正词严的抗议，在华社的坚守和抗争下，大量华校师范班不断成长壮大。马来西亚本土华校师资的培养主要得益于华文中学的创立与发展以及随后华文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从20世纪初期开始，一直到二战来临之前，各处师范班此起彼伏地出现在马来亚各地，但是这些师范班往往开开停停，无法持久。从本质上看，这一时期的师范班与华文中学并无太大差异，许多学校忽而改为初中，忽而改为简师。马来亚地区乃至东南亚地区，师范教育之所以发展不起来，主要因为华侨社会是商业社会，华侨创办华文学校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子女学习掌握中华语言、文化、礼教等；另外就是希望子女在掌握一定文化知识后能子承父业，协助家庭谋生；最后是由于教员薪水低，没有什么前途，所以生源极少。

学界一般认为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41年间，是东南亚现代华文教育兴起并取得一定发展的时期，这种渐进式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00～1911年）为现代华文学校的兴起时期；第二阶段（1912～1941年）为现代华文教育的发展时期。现代华文教育初期的发展，推动力主要来自中国的政治运动。之后，华人社会对母语教育的关注及斥资建校的精神是支持整个华教继续成长的主要动力。19世纪末，清政府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政权，一改过去禁止、排斥、歧视华侨的政策，转向笼络怀柔的策略。这种政策的改变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对华文教育政策的改变。1909年，清政府颁布第一部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这个以“血统主义”为依据的国籍条例，大大增强了海外华侨的中国意识。这一时期的华文教育系中国的侨民教育1449039，因此在华文学校师资培养和培训方面，祖籍国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暨南学堂的开办是清政府推行国外侨务政策的一部分，旨在扩大其在华侨中的影响和地位。暨南学堂是中国历史上设立的第一所以招收华侨子弟回国接受中华文化教育为主旨的学堂，这对于激发华侨子弟的爱国爱乡意识，提高他们的民族觉悟及民族自尊心等具有重要历史意义。1906年创办于南京薛家巷妙相庵的暨南学堂拉开了中国国内开展华校师资培养和培训的序幕。1908年，新加坡、马来亚第一批华侨学生到暨南学堂就读。1912～1926年，国民政府主要通过派员到南洋群岛视察华侨教育、初步制定侨校政策规程、复办暨南学校等政策支持海外华侨教育事业。为了培养海外华校教师及商业人才，暨南学校重点设置师范科和商业科。这一阶段中国国内的侨务政策、针对华校教师的培养和培训与东南亚华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华人民族主义的产生密不可分。1927～1941年是国民政府逐步加强与海外华侨社团及学校的联系，加强对侨民教育的干预及控制时期。由于国民政府将华文学校及教育作为其实现政治目的和一党专政的宣传阵地，并将国民党的党义教育、党化教育渗透华校师资培养和培训中，造成华校校董、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不睦和矛盾，华校、社团、社会阶层之间也因此出现不和及冲突，造成华侨社会分裂的恶果，这也成为英殖民统治者限制与排斥华文教育、迫害华校教师的一个借口。

总之，马来西亚独立之前华人的文化思想表现为继承小传统文化1449040多于大传统文化，思想比较保守而且具有“内向的倾向性”；与中国的政治局势息息相关。独立前华社的以儒教复兴运动为主的文化运动和兴学办校、反日运动及公民权运动等，皆是政治因素带动下的文化与社会运动，政治因素是文化和教育运动的推动力，并且社会性和政治性高于文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