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提出“和平共处”思想的是列宁。1919年底，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指出，“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1810131。斯大林在列宁的基础有所创新。斯大林1952年4月就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怎样的基础上和平共处指出：“只要双方有合作的愿望，决心履行所承担的义务，遵守平等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和平共处是完全可能的。”1810133列宁和斯大林对“和平共处”的阐述是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很重要的思想基础。中国不但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是忠实实践之。五项原则早已载入中国宪法，成为外交政策之基石。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截止到2008年1月1日，世界上196个国家中，中国同174个国家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同邻国通过和平谈判基本解决了边界问题，特别是与我们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达程度的所有国家改善和发展互利合作关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了贡献。这都是和中国始终如一地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国家利益的同时，也为促进世界的和谐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更高的目标设计着世界的未来。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中国就倡议把五项原则作为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核心价值理念，得到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广泛支持。当然，由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横行于天下，旧的国际政治秩序仍然十分顽固，中国的倡议面临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所极力维护的旧秩序的顽固抵制。

西方学者曾断言：“创造后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政体的力量源于发达世界。它们是发达世界发展的产物和结果。对后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政体的挑战所作出的回答不会在第三世界中找到。如果有过已经证明为完全不正确的事，那就是50年代和60年代第三世界领导人的许诺。这些领导人包括印度的尼赫鲁、中国的毛泽东……他们许诺第三世界将找到新的不同的答案，而且将真正创造一种新秩序。第三世界没有履行这些以它的名义许下的种种诺言。后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政体的挑战、机会和问题只能在它们所产生的地方解决，那就是发达世界。”1810134西方学者道出了国际政治话语权仍然被西方世界掌握的事实。由于话语权被西方世界掌握的基本格局没有变，所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很难在短时期内达到“创造一种新秩序”的程度，很多事情由西方人操纵就在所难免。比如，西方国家以所谓“国家形象”调查为名，可以把实际形象很差的国家提升为“一流好形象”的国家，而把真正爱好和平，在国际关系中真正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国家评为形象差或者形象一般的国家。比如“安赫尔特·捷孚凯·罗伯国家形象指数调查机构”2011年度所作的50个国家的全球形象指数报告中，“形象”最可观者为“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瑞士和瑞典”，全部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美国排名世界第一，而中国排在“第22名”，其测评标准为所谓的“出口、政府职能管理、文化、国民素质、旅游以及移民、投资环境”六大板块。很明显，这样的调查仍然是西方话语权在作怪。客观地来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内政与外交的表现来看，总体美国的国家形象应该排名很靠后，怎么就成了国家形象良好，“世界第一”？岂不是咄咄怪事！在这里，让我们引用马克思一百年多年前的一段论述和中国古代思想家庄子《渔父》中的政论，可以把美国是一个什么形象的国家搞清楚。马克思在他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檄文中说，“要他们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1810137而庄子的“人有八疵，事有四患”的思想，正是经典地描述了那些在“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上反其道而行之的人。庄子说，“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谓之总；莫之顾而进之，谓之佞；希意道言，谓之谄；不择是非而言，谓之谀；好言人之恶，谓之谗；析交离亲，谓之贼；称誉诈伪以败恶人，谓之慝；不择善否，两容颊适，偷拔其所欲，谓之险。此八疵者，外以乱人，内以伤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谓四患者：好经大事，变更易常，以挂功名，谓之叨；专知擅事，侵人自用，谓之贪；见过不更，闻谏愈甚，谓之很；人同于己则可，不同于己，虽善不善，谓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无行四患，而始可教已。”1810139美国总是以干涉之举企图总揽别国内政；别国对美国价值观不感兴趣，但它总是以佞言“进言相劝”；它经常以谄媚之态迎合和它战略利益一致的国家采取和别国对抗的政策；它经常以阿谀之方式不辨是非而附和其盟国；它总以谗言随便给别国贴上“独裁国家”“流氓国家”的标签；它经常以贼害方式离间一些本来良好的国家间关系；它经常以邪恶奸诈虚伪之举动败坏别国名声；它经常以阴险方式不辨善恶，两种面孔投合它国，暗中助长自己的单边利益。这八种毛病，对外扰乱别国，对内伤害自身。四种祸患中，以叨贪之性好控制世界，变更常规，一心图谋不义的国际功利；以贪夺之疯狂独断专行，凌驾人上自以为是；以执拗之态有错不改，愈听劝谏愈甚；以自矜对附和于自己的意见就肯定，不附和于自己的意见就否定；这四种祸患在美国身上不也是表现得非常充分吗？美国如不除去这八种毛病和避免这四种祸患，其国家形象能好起来吗？西方国家的所谓国家形象调查机构狡猾之处，就在于它们只从国内问题的解剖入手而偷梁换柱地、巧妙地达到在国际上“正面形象”树立之效果，这当然是非常片面的和别有用心的。我们不排除美国内政上的治理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之处，但光讲内政是不足以全面反映一国之国家形象的，这是起码的常识。国家形象调查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应该是内政与外交同时进行评估。

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理念，我们认为在毛泽东时代提出并为新中国的外交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和思想武器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博大精深的政治文明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外交得以取得辉煌成功的先进的外交文化思想体系。“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思想是中国几千年恪守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国际事务中的放大，“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是中国人长期秉承的谦虚精神与和谐观在国际事务中的具体表现，更是从中国的长远利益和民族的根本利益考虑的核心外交文化。反之，如果我们不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行事，甚至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其道而行之，那一定会出现《荀子·王霸》中所出现的情况：“挈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1810142

今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提出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理论基础。今天我们挖掘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思想，可以使我们正确把握新时期中国努力建构的先进的外交文化的前进方向，推动公正、互利、平等、具有强大先进生产力内涵的国际经济与科技的合作与交流，使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通过中国成功的外交工作而获得更多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安全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