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818233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既是对这一深刻原理的历史印证，也为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作出了重大警示。

（1）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苏联解体是由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造成的。但是苏共指导思想的演变是国家解体的前提。尤其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共背离了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在指导思想上实行政治多样化和民主化，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党的行动纲领。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大肆宣扬“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就是把苏联引向动乱，最终导致解体的舆论先导。苏联的演变为我们提供的最根本教训是：科学把握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根本在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贯穿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内容及建设全过程。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命题、内涵及本质来看，马克思主义是它的理论基础；从其四个层面的内容及其相互联系的整体来看，马克思主义是它的生命之魂；从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看，马克思主义是它的思想之基。1818234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革，造成了社会利益分配格局较大的调整与反差，导致了人们价值观念的许多差异与碰撞。面对新的复杂局势，必须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以主流的价值取向引导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并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说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最根本的。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使之真正深入头脑、扎根人心，转化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1818235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才能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去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才能筑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精神支柱，才能使人们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转化为自觉的行动。

（2）要始终警惕西方价值观的输出与渗透。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也是导致苏联社会核心价值迷失的重要因素。颠覆社会主义国家，铲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以贯之的战略目标。当其用军事手段不能得逞后，就转而开始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他们就企图用“和平”的方法，用西方的价值观念来影响社会主义。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1945年的一次演说中明确提出瓦解苏联的目的、任务和手段。他说：“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搞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为了做到这一点，艾伦·杜勒斯主张不惜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把苏联社会上一切卑劣的东西“神圣化”，使头脑清醒的、忠于社会主义的人变成少数，被“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他说：“我们要把布尔什维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这段话被苏联前总理、《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一书的作者尼·伊·雷日科夫在该书开头所引用。1818236历史是一面镜子，其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它突出说明了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将自己的事业推向前进，为了保证党不变质和国家不改变颜色，就要坚决抵御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图谋。当前，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西方敌对势力除了继续对我国实施西化和分化外，还采取了一些新的手法。如苏东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这一事实，通过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了”“马克思主义无用了”“社会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了”等，企图搞乱人们的思想；通过鼓吹“普世价值”，宣扬“淡化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通过散布所谓“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黄祸论”等论调“妖魔化”中国，削弱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通过广播、电视、电影、信息网络等媒体输出文化产品，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新策略，其要害是要动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信念，破坏我们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以达到人们对共产党信任的丧失和对社会主义信心的丧失。而这一切，恰恰针对的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3）要始终坚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的正确方法。苏联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利用国家政权以强有力的行政干预推动。苏联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出台了许多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法规和文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思想教育管理体系，在全社会范围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等活动，较好地完成了将国家意志转化为民众信念的历史责任。然而，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苏共仍固守这种体制，一味简单化地、教条主义地强行灌输，以致思想教育工作的效果适得其反。为了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实现“意识形态100%的纯洁化”，苏共辅之以强力行政干预，甚至派出克格勃四处秘探监控。同时还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对“有违背和敌对无产阶级思想的”“有唯心主义倾向的”“包含有赞扬旧生活方式、带资产阶级道德成分的儿童文学作品”等出版物都要严加查禁和封锁。1818237斯大林甚至直接介入或干预学术争论，致使自由正常的学术争论变成大规模的政治批判运动。正常的争鸣探讨被禁止，许多著名哲学家、文学艺术家、政治经济学家遭到了不公正待遇，他们不能发表作品，不能从事正常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甚至被逮捕、流放、镇压。这种做法严重打击和扼杀了知识分子的创造热情，形成了一种不利于学术研究和理论传播的社会氛围。它给我们的深刻教训是：依靠硬灌式的说教方法和行政命令的方法来解决人们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历来是行不通的。列宁所主张的“灌输”，并不是像有的人解释的那样，是从外面“硬灌”进去，而是引导工人群众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灌输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武装群众头脑，引导群众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灌输并不等于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硬塞进人的头脑，而是依靠理论的征服力量，并通过感化、感染及说服来对人们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发挥导向作用。实际上，那种简单粗暴、随意上纲、滥用权力、以势压人的行政命令式的手段根本不能解决思想深层次的问题，只能招致人们强烈的逆反心理和更大的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