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美国社会分裂日益加剧，党派之争更趋激烈。特朗普政府无意弥合社会裂痕，竭力推进颇具争议的内外政策，美国内政外交呈现一些新的特点。

2019年的美国经济呈现两大特征：增速先高后低，明显趋缓；增长动力不足，隐忧初现。特朗普政府与主要贸易伙伴达成一系列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但财政状况继续恶化，美联储降息引人关注。受政策空间减小、贸易局势不确定以及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金融市场和经济造成重大打击等因素的影响，2020年美国经济将大概率陷入衰退。

随着2020年大选周期的到来，党派之争更趋激烈。从弹劾调查入手，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发起针对特朗普的总统弹劾案，但两党阵线分明，互不相让。特朗普政府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动用军费来修筑美墨边境墙，启动行政特权来阻止将《穆勒报告》全文提交国会，引发行政、立法两大部门频频诉诸司法诉讼，成为年度标志性的政治事件。

美国政治极化进一步加剧，其背后是日益深刻的社会与文化的分裂。基于盎格鲁-新教传统、“市场提供福利”思路和“美国优先”口号的社会政策与意识形态，特朗普政府持续收紧移民政策、治理阿片药物危机等，无意弥合社会分裂，反而持续减少政府投入，美国贫富悬殊和族群矛盾等痼疾更趋恶化，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运动频发。政治极化、文化冲突和社会分裂交织在一起，继续撕裂美国社会。

自上台以来，特朗普政府秉承“美国优先”的理念，制定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推行外交政策。尽管特朗普政府的全球战略仍以亚太、欧洲和中东为重点，但战略重心东移，尤以推进印太战略为优先事项。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特朗普政府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在伊核问题上强硬施压，而在朝核问题上则采取“大胆外交”。方法不同，但成效类似，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相反美伊、美朝关系恶化，正孕育着新的危机。特朗普不愿承担更多的军事义务，而是实施战略收缩。美国有意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减少军事介入，更想在阿富汗加快撤军步伐，甚至不顾争议和塔利班进行谈判。特朗普政府退出《中导条约》，拒绝批准《武器贸易条约》，重创国际军控机制。

秉承“以实力求和平”的理念，特朗普政府持续加大军事开支，以谋求在大国竞争中的绝对优势。美国推出新版国家军事战略、导弹防御评估报告以及《印太战略报告》等战略文件；强化人工智能研究的战略布局，加大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制定太空、网络空间等新兴领域军事战略，发展新型武器，建设新型部队；聚焦战略竞争对手开发作战概念，设计未来战争。

在大国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为确保美国在科学进步、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个人福祉方面始终处于前列，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提出开创“第二个大胆时代”：建立和利用多元化、高技能的劳动力，支持高风险高回报的变革性研究，充分利用数据的力量，营造反映美国价值观的科研环境，加强科技事业各方之间的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并从国家安全和未来产业角度谋划重点领域发展。

美国明确将中国视作头号战略竞争对手，2019年在经贸、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对华全面施压。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双边关系日趋紧张，跌落至建交以来的谷底。在经贸领域，中美“边打边谈”，最终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但双方暂时回避了最困难的议题，且两国在高技术领域的脱钩趋势日渐明显。在美国加紧实施印太战略的大背景下，中美围绕南海和台湾问题的较量更趋紧张。而意识形态因素日益融入美国对华战略，中美在香港、新疆问题上展开交锋。中美间的沟通和管控机制全面停摆，战略竞争已然成为中美关系的主导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