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人类学还合理消化与汲取文化人类学的学理内核与学术养分，继续沿着人类学政治化的路径前行。政治学学界长期以来习惯于从国家制度抑或社会制度等刚性实在的现实层面来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并据此考究不同类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孰优孰劣，易于落入实用哲学思维下的工具性陷阱；而人类学学界在探讨各类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时，则往往又回避了政治学的一般原理与发展规律。为此，新政治人类学回溯到人类社会存在之前状态譬如黑猩猩灵长类的“类国家”与“类社会”状态，即回溯到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问题原点”，从发生认识论（发生学）与类型学的复合角度进一步“再祛魅”，扬弃深藏其中某种或类神学或类宗教色彩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思辨性定势思维，恰恰是破解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瓶颈问题的有益尝试。发生学视域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观念发生，与类型学视域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类型流变，两者具有内在同一性，但这一方面的学术研究仍处于分割断裂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