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以来，凡是留心观察中国人行为的人，不论是外国人或中国人，不论是学者或文学家，几乎都认为支配中国人社会生活的一个核心原则是“面子”的观念。也许不是偶然的，据我所知，第一个提出这个看法的是一位外国的传教士，史密斯（Arthur Smith，即明恩溥——编者注）在他1894年的《中国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的第一章就讨论到中国人的“面子”。显然，一个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当接触到中国社会时，他对中国人的“面子”观念是很容易意识到的。当然，“面子”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专有品，但西方社会很少有像中国人那样浓厚的“面子意识”。五十年前，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认为统治中国的三女神是“面子、命运和恩典”，而三女神中，面子又比命运、恩典更有势力。在他眼中，中国社会之所以不能有民主、法治、乃至安全的交通，都是由于“面子”作祟。鲁迅在对中国国民性的一些敏锐观察中，当然没有放过对中国人的“面子”的鞭挞。他认为中国人，特别是“上等人”，什么事情都“爱面子”，这是一种“面子主义”，“面子主义”无非是一种虚伪的道德观。在姚文元手里，“面子”便成为“资产阶级”专有的道德标签了，而共产党是要彻底铲除这种“面子主义”的。诚然，在六十年代或以前的共产主义小说中，一位学者在分析中指出：“新公民画像中自然没有‘面子’的地位，面子的问题是完全不存在的。”但“面子意识”在社会主义中国内地的实际生活中显然没有消失。至于在台湾和香港的中国人社会中，“面子”，像人情一样，仍是支配人际行为的重要的文化概念或原则50384491。诚然，“面子”可视为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社会事实”，即它不止存在于个人的意识中，也是外在于个人，而独立存在于社会中的。“面子”二字在日常生活中是常用的，但在高文典册中则很少甚或没有提到；不过，这并不表示这个文化概念只落在下层文化或小传统中，事实上，中国最重要的儒家典籍《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中所屡屡提到的“耻”的概念即与“面子”有密切关联的。一般的观点是，当一个人“面子”受到损伤时（失面子）便会产生一种“耻感”。西方社会科学者在分析中国人行为时，常把face（面子）与shame（耻）两个概念连在一起，而有不少学者把中国或东方其他文化称做是耻的文化（shame culture），与“耻的文化”相异的有些西方文化则称为罪的文化（guilt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