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照科学共同体中一个学科的理智进展，可以有种种确定的线索、视角或策略。学科编年史，或者学科通史是最为通常的策略；学科中学派的更替是第二种策略；确定时间段学科研究主题的变换是第三种策略；支撑学科理智大厦的核心概念在不同时期学者视域中的意义进化，是一种新颖独特的视角；而不同年代权威教科书的内容变迁，是另一种潜在的视角。这些视角或策略为我们洞悉学科的理智进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然而，一个学科的整体发展绝不仅仅意味着学科的理智进展。这些策略无法使我们明了确定学科中理智力量逐渐积累的动态过程以及它在科学共同体中学术地位和合法性的升迁过程。学科的合法性在科学共同体中的建构过程，还有赖于一系列制度的支撑，即学科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其过程作为学科理智进展的基础，勾画出确定学科整体进展的脉络。因此，学科的历史进展，包括学科制度史和理智史这两种相互有别而又相互依赖的动态历史过程。

学科发展史是学科理智史和学科制度史的双重动态史。本文以社会心理学为例，尝试构造学科发展的学科制度视角。本文细致界定了学科制度（disciplinary institution）的基本涵义，即学科制度精神（the ethos of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和学科制度结构（the infrastructure of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所谓学科制度精神，是规范学科科学研究的行为准则体系；而学科制度结构，则是支撑学科发展和完善的基础结构体系，它包括四个相互关联的成分：职业研究者、研究机构和学术交流网络，规范的学科培养计划，学术成果的流通和评价体系，以及学术基金资助。

以之为出发点，本文尝试从学科制度视角来评价和解释困扰社会心理学的一些基本难题。跨学科社会心理学的兴衰，其主要原因是暂时的学科制度创新，受到既定正统的学科制度的挤压而丧失其合法性；作为统一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学科诉求的失败，源于其社会心理学的理智分裂和学科制度分裂之间的交互强化；社会心理学的主流历史话语的建构，则源于学科制度精英在学科制度中同时也是在学科理智发展中的符号霸权化过程；而欧洲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壮大，则是欧洲社会心理学的理智诉求和学科制度建设之间良性互动的结果。本文结论是，学科制度视角，在学科理智视角之外为学科进展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策略和工具，并且为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理智复兴（the intellectual Renaissance of Chinese social psychology）提供可能的启迪。

学科制度的分析视角，实质上凸现了社会行动者的中心地位。科学理智史和科学活动及其过程，不过是作为社会行动者的研究者活动的过程、结果、媒介或者社会资源的具体展现。学科制度，因此可进一步地界定为，秉承确定的职业伦理体系的知识行动者，在特定学科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过程中所建构的制度体系，其基本要素涵括知识行动者群体及其职业伦理体系、学科培养制度、学科评价与奖惩制度和学科基金制度。1195385

学科培养制度 特定学科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如西西弗神话所表征的，是没有止境的智慧苦行。学科培养制度，或规范的学科培养计划，使跨世代的天才学子能持续地汇聚到学科成长的脉络中。在对科学发现优先权的激烈竞争中，天才学生，作为基本的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成为不同学术机构/不同国家争夺的智力资源。同时，他们和学科制度精英一起，也成为衡量不同学术机构的声望等级的重要指标。

学科制度精英，由于其所负荷的学术声望和符号资源，对作为符号资本的天才学生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学术的师承谱系类似于谱牒谱系，具有学术资源和学术传统的继承和传递功能。与爱情类似，导师-学生之间的“亲缘关系”，由“人造血液”（man-made blood）缔结而成：他们之间的联结，在特定学科的知识行动者群体中，构成生机勃勃的亚群体，他们同时也是学科中不同视角和学派之间相互竞争的主要动因。令人遗憾的是，在这种亚群体的秩序维系过程中，忠诚而不是才情往往被看成是最重要的品质。这种现实境况往往是特定知识行动者亚群体的生命力衰竭、特定研究范式教条化和亚群体内部冲突的主要原因。

学科评价和奖惩制度 知识行动者的创造性活动主要以文本形式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传播、分享和评价，权威出版物的意义因此凸现出来。它们被置于像金字塔一样的学术声望等级结构中。在其中，处于塔尖的旗舰期刊和学科制度精英共生共荣，结成牢固的符号霸权联盟，成为学者和研究机构学术声望和学术水平即学科评价的标尺。

以研究文本的原创性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作为准绳和目标，学科奖惩制度，作为学科制度中的调节杠杆，激励知识行动者的诚实劳动，制衡科学作伪行为。值得强调的是，科学研究是高度专业化的，远远超越生活常识，因此，无论是奖励还是惩戒，都应该在知识行动者群体内部进行。这也是成熟的学科制度自身相对自主性的体现。

职称晋升制度也是学科评价和奖惩制度的有机成分。中国目前人文社会科学职称晋升的评定中所通行的“专著-数量制”，其弊端日趋严重。“专著-数量制”，应和自然科学一样，演化为国际学界通行的“论文-质量制”。

在学科评价过程中，有些研究文本经受了长时段的严厉考验，而逐渐经典化（canonization），成为学科理智演化的历史路标和概念系谱的一部分。

但在后现代主义的脉络中，科学文本的真理性、客观性和事实性与文学叙事的人工性、主观性和虚拟性之间的二元分割正面临挑战和解构。英国激进的社会心理学者比利希声言，科学文本并不是理性或智慧对蒙昧或无知的启蒙或解放过程，它也只是一种平常的劝说过程，其策略无非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诱之以利，胁之以威”。而蕴涵在这些策略背后的，是精妙的修辞术（rhetoric）或措辞。

另一位激进的社会心理学家斯圭尔以社会心理学的文本为解剖对象，令人惊异地辨析出社会心理学的科学文本与文学叙事相类似的三种叙事的理想型。第一种是侦探叙事（detective narrative），致力于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第二种是自传叙事（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致力于用忏悔式的和主观的材料去再证实其自身的客观性和有效性；第三种是科幻叙事（science fiction narrative），致力于探寻未知的新领域。

以比利希为代表的当代社会心理学的话语转向（discursive turn），正在对主流的知识行动者的研究实践，尤其是学科评价和奖惩制度，提出无法回避的严重问题。

学科基金制度 学科基金制度主要涉及两个相关问题：谁在资助？谁获得资助？

动员广泛的社会资源以资助学术研究，这是现代性演化的内在要求。但谁在资助？这首先是个问题。不同资助主体或基金主体有其偏好的研究假定、研究主题、研究路径和意识形态倾向，它们无可避免地潜入知识行动者的研究过程中，可能会干扰研究的正当过程、结果和对结果的解释与说明。粗略地说，有三类主要的资助或基金主体：民族国家中不同层级的政府出资的基金主体，民族国家内部由企业或民间出资的私人基金主体，以及跨国基金主体。

民族国家在其国家建设和跨国竞争中有确定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目标。而这目标往往只能在诚实的知识行动者群体创造性活动的基础上才能逐渐达到。因此由民主政府出资的基金主体，尽管有其近期或远期的研究规划，往往较少干预研究的正当过程。但其政权和统治的合法性，是研究过程中几乎不可触摸的禁区。

民间基金主体往往预先设定了其关注的较为狭隘的研究主题和实用价值取向。在这个意义上，它较少干预研究的正当过程。随着国家和社会现代性的发展，民间基金主体会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

在全球化和区域化交互缠绕的境况下，跨国基金主体也逐渐地渗透到民族国家的研究过程中。由于其强大的资助实力、明显的意识形态偏好和一定意义上的符号霸权，它往往会严重侵犯研究的正当程序。但由于人类社会生活“非预期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的存在，这种干扰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损害了研究的合理性，仍需要仔细地拷问。

谁能获得资助？这是另一个相关的重要问题。对知识行动者群体而言，基金资助是稀缺资源，面向激烈的竞争。学科制度精英在这激烈竞争过程中往往处于优势地位，有所谓的“赢者通吃”倾向，或默顿所揭示的“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马太效应。但在这巨大的诱惑之外，总有一些特立独行的学者，无论置身于学科制度中，还是作为业余爱好者，超然于学科基金制度之外，在从事非凡的创造性工作。

作为概要总结，学科制度实质上是以知识行动者为核心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的制度体系。在学科制度的建构和完善过程中，知识行动者群体和学科培养制度、学科评价和奖惩制度，以及学科基金制度之间，构成密切关联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的动态网络，同时它也是学术符号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动态网络。在其中，知识行动者群体处于核心地位。

（原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原文约14000字。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北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