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研究室是在中苏大论战、中苏关系全面恶化这一特殊的国际大背景下诞生的，正式建立于1972年（当时称中俄关系史研究组），其全部工作围绕反对苏共修正主义、批判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进行，成为当时全国最重要的专门研究中俄关系史的学术机构。由于研究室是从历史学领域反修，研究室领导人便组织全体研究人员集中全部精力研究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沙俄对中国领土侵略史，以及其在经贸、民族和宗教等各个方面的侵华活动。另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是为外交部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提供中苏边界历史资料。这两项工作都是硬碰硬的急活儿，极具挑战性。

就中俄关系史研究而言，当时中国大大落后于苏联。俄国的“中国学”研究进入19世纪之后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形成俄国一门重要学科。苏联时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出现了一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对沙皇俄国侵华政策也有所批判，但其基本论调都是沙俄对华一贯执行友好政策，回避沙俄侵占大面积中国领土的基本事实，这些著作对当时中国学界有重大影响。

中国对中俄关系史的研究在清代后期基本上处于萌芽状态，1859年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虽然具有开创意义，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还不能被看作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著作。民国时期的代表著作是陈复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1947年出版），这是利用中外文文献比较全面地阐述有清一代中俄关系的学术著作，标志中俄关系史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但没有形成研究队伍，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更没有形成“俄罗斯学”学科。新中国建立后，也很少有人研究中俄关系史，涉及沙俄侵华方面的内容一律成为研究禁区。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基本上属于学科空白，因而研究室的工作几乎是白手起家。

1960年，中国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其实这就是批判苏共修正主义的开始。从此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日趋严重，苏共领导人随即将两国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层面。1963年6月，中共中央复函苏共中央，指出中共与苏共不是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而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方面存在根本分歧，并提出中共的一条总路线。中苏大论战由此全面展开，“反修”便成为当时压倒一切的任务。

在中央统一部署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时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近代史研究所）在1963年成立了“中国近代史讨论会”（简称“讨论会”），实际上是中央反修历史组，负责从历史学领域进行反修。被借调到中宣部工作的余绳武同志被调回，参加“讨论会”的领导工作。所内直接领导这项工作的是著名历史学家、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同志，“中国近代史讨论会”这一名称就是他起的。由于“讨论会”还负责为中苏边界问题谈判提供历史资料，外交部余湛司长也参加指导工作。黎澍同志有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勇于开拓的魄力，又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讨论会”草创工作在他领导下进行得十分顺利。一是成立班子。除了余绳武和所内一些同志参加“讨论会”工作外，又从全国调集人才，拓展业务范围。记得从外地被借调来的有李龙牧、金应熙、刘存宽、郑绍钦、张文淳、谢本书等人，他们与所内同志一起，组成最初的班子。二是储备后备力量。近代史所还以反修需要的名义，派人持中宣部、高教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共同盖印的介绍信，于1963年下半年到全国有关高校历史系、中文系、哲学系、经济系、外语系选拔将在1964年夏季毕业的优秀学生。这批选拔来的加上正常分配来的，1964年秋，近代史所一下子进来36名新毕业的大学生，是近代史所空前绝后的进人最多的一年。这批人大部分后来都成长为业务骨干（包括调往外地的人），有些人直接进入“讨论会”工作。三是大量收集图书资料。由余绳武、刘存宽等外文好的同志，持上述三个单位加盖公章的介绍信，分赴东北和上海收集中俄关系史方面的图书和报刊，从上海图书馆、大连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等处，查找到大批珍贵的俄文、英文和部分中文图书，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绝版书。这些图书就成为深入研究中俄关系的必用书。挑选和收集图书资料工作，不仅需要具备很高的业务和外文水平，更需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事业心。所挑选出来的图书，在原来的图书馆里都没有被编目上架，而是被堆放在地下室，多年无人清理，布满灰尘。挑选者要翻遍书堆，将选中的图书登记造册，打捆邮寄，最后还要将剩下的部分加以清理，每项工作都十分辛苦。

正当“中国近代史讨论会”的工作顺利开展的时候，1966年夏季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黎澍同志受到批判，借调来的同志回原单位参加运动，“讨论会”宣布解散。但图书保留完好，所编辑的所有内部资料和报告也都被完整地保存下来，这为余绳武后来正式组建研究室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中国批判苏联修正主义进一步升级为批判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同时开始备战。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各个研究所在工军宣队率领下一律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边劳动，边搞运动。直到“九一三”事件之后，学部各所才得以撤回北京。此时全国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大批判运动进入高潮，余绳武同志受命组织班子，写一部翔实的《沙俄侵华史》，全面揭露沙皇俄国的侵华罪行。外交部余湛司长还特别叮嘱，这部书要写成资料翔实、持之有据的学术著作，不要空喊口号；要特别注意充分利用苏联学者曾经做出的结论来反驳苏联反华分子的言论。于是，还在1972年的“文革”高潮期间，近代史研究所就率先成立了中俄关系史研究组（后来改称中俄关系史研究室，1978年改称中外关系史第二研究室，后来与中外关系史第一研究室合并，称中外关系史研究室，本文主要阐述从中俄关系研究组到中外关系史研究室成立之前的情况），这样第一个专门研究中俄关系的机构就在全国批判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高潮的历史背景下诞生了。

中俄关系史研究室是近代史所内一个比较大的研究室，余绳武任第一任主任，刘存宽任副主任（从吉林大学正式调入）。1978年，余绳武升任副所长，刘存宽任主任，薛衔天任副主任；刘存宽退休后，薛衔天任主任，刘蜀永任副主任。先后到这个研究室工作的有近20人，记得的有余绳武、刘存宽、徐曰彪、吕一燃（后调边疆中心主持工作）、杨诗浩、章伯锋（后转资料编辑室任主任）、王仲清（后调离近代史所）、王远大（后调中央民族大学）、严四光（后调《历史研究》杂志社）、李玉珍（后转革命史研究室）、郑绍钦（后调世界历史所）、康右铭（后调历史研究所）、张左糸（后调社会学所）、李嘉谷、陈春华、刘蜀永、黄纪莲、薛衔天。余绳武在担任近代史所副所长和所长期间，直到1998年退休，一直在这个研究室工作。

研究室的主要工作是集体编写四卷五册（第四卷分上下两册）的《沙俄侵华史》（1976-1990年由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为配合香港回归，余绳武又带领研究室的骨干力量研究香港史。其余的研究人员转入中苏关系史研究。

“文革”期间，所有社科研究机关和高校的一切业务工作全部停止，唯一能做的工作就是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继近代史所之后，全国各地各高校几乎都成立起专门批判苏俢的写作班子或写作组。上海复旦大学成立写作组编写《沙俄侵华史》，西北地区郭绳武、陈华牵头，集中西北大学、兰州大学和新疆大学的学者撰写《沙俄侵略中国西部地区史》，内蒙古大学特布信领导写作组撰写《沙俄侵略中国蒙古地区史》，黑龙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今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孟宪章、刘民声、郝建恒等人（集体笔名戎疆）编写《沙皇俄国是如何侵略中国的？》，吉林大学傅孙铭等人撰写《沙俄侵华简史》，北京大学刘祖熙等撰写《沙俄侵略扩张史》，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戴逸主编《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吉林大学佟冬主编《沙俄与东北》。这些著作到20世纪80年代先后出版，此外，全国各报刊还发表了大量揭露沙俄在各个方面的侵华文章。中俄关系史成为当时最富成果的研究领域。

在全国众多的写作班子中，中俄关系史研究室是研究力量最强、资料储备最丰富，因而所承担的研究任务最重的研究室，处于全国同一研究领域的中心地位。研究室集体撰写了《沙俄侵华史》，余绳武主编，作者有刘存宽、徐曰彪、吕一燃、杨诗浩、薛衔天、李嘉谷等人。该书共分四卷，第一卷叙述早期沙皇俄国对中国的武装入侵和《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条约》的订立；第二卷叙述19世纪中叶沙皇俄国武力吞并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和逼签《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经过；第三卷叙述19世纪下半叶沙皇俄国通过《勘分西北界约记》和《改订条约》割占中国西部大片领土，以及违约侵占帕米尔的经过；第四卷叙述19世纪末至1917年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时间跨度近300年，包括沙俄对华的领土、政治、军事、经济、宗教多方面的侵略内容。梳理清楚这些侵略活动的来龙去脉，除了内容本身之外，必须准确了解中俄两国基本国情，即两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情况，以及中俄分别与英美德日法等大国之间的关系这一大的国际背景，任务十分艰巨。余绳武作为领头人，以身作则，心无旁骛，全身心地扑到集体工作上，每一卷他都是主要撰稿人，带头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他所撰写的文章都是所领导指定的任务，如《评罗津斯基著〈中国历史〉》一文，就是所长刘大年指定他写的。吕一燃负责中国北部疆域管辖，研究从秦汉直到清代中央政府对中国西北和东北广大边疆地区设官治民、历史沿革情况，证明被沙俄侵占的土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被研究室的同志雅称“伊犁将军”和“黑龙江将军”。徐曰彪学风严谨、一丝不苟、干活不要命，被雅称“老夫子”和“拼命三郎”。办公室因唐山地震受损，他就在屋檐下坚持工作。当时没有课题费，经费短缺，办公条件很差，但大家没有一句怨言和不满，全研究室拧成一股绳，形成集体攻关的巨大合力，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沙俄侵华史》虽然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它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它以确凿的史料和透彻的分析阐述了沙皇俄国对中国领土、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的历史，深化和拓展了中俄关系史的研究，得出沙俄侵占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正确结论，对人们深入了解沙皇俄国侵略中国情况具有重要意义，是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教材。因此该书出版后受到学界和社会的重视，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优秀科研成果奖（1993年）。

与中国一样，苏联党和政府也动员起其全国学者掀起批判“中国大汉族霸权主义和毛主义”的浪潮，写文章反击苏联学者的批判，也是中俄关系史研究室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任务。余绳武、刘存宽、徐曰彪、薛衔天、李嘉谷等人都写过批判文章。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余绳武领头的《驳谎言的制造者——关于中苏边界的若干问题》一文。该文应《人民日报》要求撰写，该报编辑也参加了文章的修改定稿工作，因此在《人民日报》发表时使用笔名史宇新，暗示本文是历史学家与新闻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在沙俄是否侵略中国大片领土问题上，中苏学者争论的核心是《尼布楚条约》的性质问题，是中俄平等条约，还是对沙俄的不平等条约。苏联学者歪曲历史事实，说中国根据《尼布楚条约》割占了俄国大片领土；而俄国依据《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等割占的中国领土是俄国收复失地。史宇新的文章从充分论述《尼布楚条约》是平等条约入手，批驳了苏联学者在中苏边界问题上的各种谬论。文章发表后余绳武意犹未尽，又专门写了一篇关于《尼布楚条约》的文章——《历史真相不容歪曲——关于〈中俄尼布楚条约〉的几个问题》。由于文章击中要害，于是史宇新成为苏联学者集中批判的对象，总计有几十篇文章。当时中国集中批判苏联的齐赫文斯基，苏联则集中批判中国的史宇新。由此可见，研究室当时在中国的地位。

当时还经常接办上面下达的任务，其中最重大而又紧急的一项，是查核彼得大帝遗嘱的真伪。缘起是巴基斯坦客人问毛泽东主席，彼得大帝是否为继任者留下一份指导沙俄实行对外侵略扩张的具有方略性质的遗嘱。毛主席要求外交部回答。外交部将此问题交研究室查核，并要求写出书面报告，限一周完成。研究室立即全体出动，分赴北京各大图书馆查找中外文有关资料，查到了该遗嘱准确的全文，并加以研究，证明遗嘱是假的，写成研究报告上报，圆满准时地完成了任务。

至于接待全国各有关单位的来访者，提供资料和研究方面的帮助，更是难以计数。应当指出的是，研究室真诚地对待每一位来访者，诚恳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提供所掌握的资料，余绳武还将自己所做的重要资料卡片提供给黑龙江社科院的同志使用，令他们无比感动。

为外单位审稿任务也很繁重，一部分稿子是外地同志直接送到研究室征求意见的，一部分是外交部转来的稿子，研究室内的多数人都审过外稿，接到审稿任务的人都放下手边的工作，认真审稿，尽快地完成任务，不影响送审单位的工作。

研究室还协助商务印书馆出版了30余种关于中俄关系史方面的译著，其中大都是极具参考价值的中俄关系重大事件当事人的回忆录或日记，这些译著对深化中俄关系史研究有重要意义。商务印书馆资深编辑翟耀珍同志主持这项工作，余绳武等研究室的同志们为选定译著和译者提出重要建议，有的译著研究室还参加了审稿。

研究室还承担了一项对外合作任务。1991年10月，时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张海鹏与科研处处长徐辉琪访问苏联期间，与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图书馆馆长В.П.列昂诺夫先生和该馆亚非部主任Т.Г.蓬皮扬女士签订协议，分工合作编辑中俄关系文献目录，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图书馆负责编辑俄文和其他西文文献，近代史所负责编辑中文和日文文献；文献目录编辑完成后，在苏联和中国同时出版，双方互相交换出版物。这是当时可以做到的非常好的合作协议，如双方都能按协议完成，对中苏两国学者研究中俄两国关系将提供极大方便。苏联解体后，研究室与俄方失去联系。1996年时任中外关系史第二研究室主任、“中苏国家关系史研究”课题组负责人薛衔天访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顺便访问圣彼得堡图书馆，蓬皮扬女士告知，他们编辑文献目录工作，并未因苏联解体而中断，并将已经做成的卡片展现给薛衔天过目，希望合作继续进行下去。近代史所领导根据这一情况，决定将中俄关系文献目录编辑工作列为本所资料建设的重点项目，成立以张海鹏为主任的编委会，余绳武出面指导，薛衔天、周新民（图书馆学专家，曾任所图书馆副馆长）任主编，姚佐绶、刘丽等任副主编，直接参加文献目录编辑工作的有所内的研究人员和图书资料工作人员10多人，黑龙江省图书馆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参加协作，目录反复修改，历经7年始告完成。因俄方完稿遥遥无期，所领导决定将《中俄关系中文文献目录（17-20世纪）》（简称《目录》）自行付梓（俄文目录暂付阙如），于2002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目录收入近400年间关于中俄两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关系方面的中文文献，按主题分类（即按问题分类），计收入图书目录3364条，报刊文章目录3784条，引用报刊680余种，对重要文献做了内容提要，对大型的档案史料丛刊做了分析片，还标识出文献馆藏号，以便读者使用。这是一项艰苦的基础性工程，不唯所收文献力求完整，在文献编排上也做了长远考虑：按主题分类，便于使用者按图索骥，而每一类目文献均以初版年月为序，从而为使用者勾勒出两条线索：一是中俄关系史本身的发展线索；二是中俄关系学术史的发展线索，在哪一阶段，在哪一年都出版了哪些中俄关系史方面的著述。这样《目录》不仅为中俄关系史研究者提供了方便，还为中俄关系学术史的研究者提供了捷径。《目录》对中俄关系学术史研究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为全面研究中俄关系学术史开了一个好头，俄文版获俄国出版界金奖。希望中俄关系史研究者不要忘记这一块学术园地。

尽管沙俄侵华是中俄关系史中十分重要的部分，但远不是全部的中俄关系史，只研究沙俄侵华史，不顾及中俄关系的其他方面，势必使中俄关系史这一重要学术领域的研究走向片面化，不符合学术规律。而中俄关系史在整个历史学领域也只是一个方面而已，全国历史学界全部投入沙俄侵华史研究更不是正常现象。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除了中苏关系恶化的因素之外，主要是“文革”运动期间停止了一切原来正常进行的学术研究。“文革”刚一结束，情况立刻发生了改变。全国各高校临时成立的批判苏修的写作组纷纷解散，研究人员回到自己原来的岗位，进行正常的学术活动。继续保留研究室建制的主要是近代史研究所，其他高校的有关研究人员，大多进入相关的教研室，研究中俄关系史的队伍大大缩减了，但是所研究的领域大大地扩展开来，从沙俄侵华史扩展到中俄外交、经贸、文化、宗教等方面交往史。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研究室也转入中苏关系史研究。在沙俄侵华史研究的影响下，新兴起的最突出最有成就的学科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建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所的建制），原来研究沙俄侵华史卓有成绩的吕一燃、马大正主持中心工作，研究队伍迅速成长，研究成果丰硕，一门新兴学科——中国边疆史地学蓬勃发展起来。

中俄关系史研究室改名为中外关系史第二研究室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沙俄侵华史》撰稿工作陆续完成，时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的余绳武同志倡导并率领研究室的刘存宽、徐曰彪、刘蜀永、张俊义、张丽等同志撰写《十九世纪的香港》和《20世纪的香港》，两书于1994年和1995年分别由中华书局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其中，《十九世纪的香港》一书运用中、英及香港等地档案资料，对英国侵占香港地区的过程、香港殖民性质的政治体制、文化教育、社会结构和19世纪香港经济的发展变化做了系统阐述和精辟分析。《20世纪的香港》一书则对20世纪的香港政制、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关系以及中英之间就归还香港进行的外交谈判展开了研究。这一研究成果增进了海内外对香港历史真相的了解，有力地配合了香港回归祖国的进程，赢得学界和社会的好评。其中，《十九世纪的香港》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优秀奖（1996年）。香港教育署将以上两种著作列为教学参考书。

薛衔天、李嘉谷、李玉珍、黄纪莲等人则转入中苏关系史研究，为了编写《中苏关系史》全面收集有关中苏两国关系的文献资料，首先编辑出版《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49）》（简称《资料汇编》，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缺第二卷）。《资料汇编》编辑工作十分艰苦，俄文文件主要译自《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为收集中文文献，编者几乎跑遍中央档案馆、总参档案馆、外交部档案室，但这些单位一律不出示任何档案文件，只有外交部提供了部分北洋政府档案文件的手抄本（《资料汇编》内凡标明北洋政府某某部档案但没有具体馆藏号的文件，均抄自外交部档案室）。从西藏档案馆复制回来一部分藏文档案，从私人手中抄录了一部分筹办中俄事宜公署档案，这两种档案文件十分珍贵。大量的外交文件采自官书（如《中俄会议参考文件》《政府公报》等）和报纸、杂志，光是查阅报纸一项，不知道花去多少时间和精力，逐年逐月逐日翻阅多种陈旧的报纸，逐字逐句地抄写，逐字逐句地校对，真是千辛万苦，知难而进。好在基础文件基本收齐，在当时中俄档案都未开放的情况下，该《资料汇编》是唯一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中苏关系史基础资料集，为中苏关系研究者提供了基本资料，而被广泛使用。所遗憾者，第二卷阙如，再也没有补齐的机会了。

在编纂《资料汇编》同时，研究室成立了“中苏关系史研究”课题组，薛衔天为课题组负责人，开始对中苏关系史进行研究。课题组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和中国社科院科研基金的资助，撰写四卷本的《中苏关系史（1917-1991）》和论文集《中苏历史悬案的终结》。原计划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一直写到苏联解体的1991年。由于负责最后一卷（1949年至苏联解体）的撰稿人不能完成任务，不得不加以调整，修改为上中下三卷本的《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1949）》，上下卷由薛衔天撰写，中卷由薛衔天与金东吉合写，此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出版。该书比较系统和完备地阐述了从十月革命胜利直到南京国民政府垮台期间的中苏两国关系，明确地以国家关系为主线，以党派关系（苏共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为辅线，从两个层面上剖析了两国关系曲折发展和转化的历史过程，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中俄两国关系史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读者了解这一时期中俄两国关系的基本情况提供了蓝本。该书得到了同行的肯定与好评。

论文集《中苏历史悬案的终结》是“中苏关系史研究”课题组特邀专家撰写的专题学术论文集，由徐曰彪主编，是课题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文集以研究中苏历史悬案与意识形态纷争为主题，收入的论文主要论述中苏边界问题、中东铁路问题、蒙古问题、新疆问题等中苏历史悬案，以及中苏意识形态纷争等问题，共7篇论文。论文作者都是本领域内卓有成就的专家，还有终结悬案问题的参加者，如《中苏（俄）边界谈判的历程和基本结论》的作者李凤林曾任中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中俄东段边界问题的终结》的作者马亚欧是中俄联合勘界委员会原中方副首席代表，他们的特殊身份，使其对该问题的论述更具有权威性。中苏历史悬案是影响中苏（俄）关系正常发展的病灶，将这些悬案的来龙去脉和最终解决的过程剖析清楚，无疑对正确了解中苏（俄）关系至关重要。主编徐曰彪对各篇论文所引用的文献资料，全部进行了仔细核对，论文集是经得起推敲的。

就在研究室转入中苏关系史研究的同时，20世纪80年代中到整个90年代中苏关系史研究在国内历史学领域成为热门。截至2000年底，国内出版各类中苏关系史论著有10余种。通论性的著作主要有：林军的《中苏关系：1689-1989》、李嘉谷的《中苏关系（1917-1926）》、王真的《动荡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等。孟宪章主编的《中苏经济贸易史》和厉声的《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900-1990）》是中俄经贸关系史研究的补白之作。这期间还出版了一些很有特色的专题研究著作，其中有沈志华根据俄罗斯解密档案写的《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和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这些著作的问世，说明全国中俄关系史研究突破了沙俄侵华史的框框，中俄关系史研究走上了学科正常发展轨道。

在研究室合并为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之前，余绳武还担任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首任会长，刘存宽任首任秘书长、薛衔天为第二任秘书长，因会长和秘书处都在研究室内，研究会的经常性工作就由研究室承担，成为研究室工作的一部分。

中俄关系史研究会最初是华北地区中俄关系史研究会，正式成立于1978年11月。改革开放后，黎澍同志创议成立研究会，推动和协调学术研究。第一个研究会——北京地区太平天国研究会——就是在黎澍同志创议下成立的。他说，地区性的研究会活动方便，便于管理。他特别强调，中俄关系史是最富研究成果的学科，有必要成立中俄关系史研究会。根据黎澍同志的倡议，北京地区的学者推余绳武为会长，罗明、特布信等人为副会长，刘存宽任秘书长，薛衔天为副秘书长，华北地区中俄关系史研究会遂宣告成立。这是改革开放后成立的第二个研究会。黎澍同志建议，华北地区中俄关系史研究会要积极组织和协调学术交流活动，当务之急是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当时整个历史学界被纳入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所研究的内容一律是沙俄侵华史或沙俄扩张史，全国科研机关和高等院校史学工作者大都从事研究与此有关的问题，队伍十分庞大。全国唯一的学术刊物《历史研究》所登载的主要文章也是揭露沙俄侵略的。因此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自然是“中俄关系史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催发了全国性的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的诞生。

当时，黎澍同志已从近代史研究所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任《历史研究》主编。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决定由《历史研究》杂志社、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研究室、兰州大学历史系共同主办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中俄关系史科学讨论会”，交流研究成果，协调研究队伍，促进中俄关系史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余绳武因病没有出席。刘存宽和薛衔天（代表研究室）、李玉贞与一位齐姓的女同志（代表《历史研究》编辑部）作为会议筹备人员与黎澍同志先期到达兰州。对甘肃省来说，这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学术会议，省领导同志都非常重视，宋平和肖华会前特别在省委接待处宁卧庄宴请黎澍等同志（还有画家关山月），也邀请我们会议筹备人员陪同。宴会上，黎澍同志就繁荣学术研究等问题，与宋、肖等人进行了广泛的交谈。

1979年秋，会议在兰州大学如期举行，有来自全国各地近200位学者参加，会上畅所欲言，议题远远超出了沙俄侵华史范围，涉及中俄关系史的各个方面，气氛十分活跃。经与会者共同努力，会议取得三大成果。其一，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对下一步如何加强中俄关系史研究提出很中肯的建议，会后出版了一部论文集——《中俄关系史论文集》（杨建新、马曼丽、张左糸等编辑，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入了会上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其二，黎澍同志在会上建议成立全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他说到会学者主要来自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建议三北先分别成立研究会，然后三个研究会再合并成立全国性的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他的建议得到热烈响应。其三，根据与会代表的要求，会议还拟订一份会议纪要。兰大拟订的初稿，被代表否定。徐曰彪重新起草，刘存宽和薛衔天参加修改定稿，定稿会议由兰大的一位副校长主持。这位副校长遇到不同意见，从不正面驳斥，而是让大家反复讨论，不到全体完全同意他的意见，绝不休会，每次都把会议拖到深夜12点以后，几天下来，我们每个人都被整得疲惫不堪。最后会议纪要终于通过了。会议纪要针对以前中俄关系史研究过度集中在领土问题上的局限性，提出扩展研究范围，从外交、文化、经贸、民族等多个领域，深入、实事求是、全面地研究中俄关系史。今天看来，此次会议纪要规划的一些基本研究课题仍然没有过时。

兰州会议后，华北地区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在京理事召开首次工作会议，制定出研究会章程，决定编印研究会会刊华北地区中俄关系史研究会通讯，增补薛衔天为理事、副秘书长，协助刘存宽工作。研究会的经常性工作主要是编印通讯，通讯第一期除刊载研究会章程、研究会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和理事名单外，还登载黎澍同志一篇重要文章（题目忘记了）。文章从斯大林两个俄罗斯论破题，指出两个俄罗斯论是以文明进步的俄罗斯掩盖侵略扩张的俄罗斯，是为俄国侵略扩张辩护的理论。文章不长，但极有见解和深度。通讯是内部刊物，黎澍同志却将如此重要的文章在通讯上发表，表明他对研究会是何等重视和支持。通讯共出了7期，后来改为不定期的正式内刊《中俄关系问题》，共出了28期，因物价不断上涨，经费没有增加，被迫停刊。刘存宽任主编，薛衔天协助工作，黄纪莲负担大量编辑事务。实行稿费制度之后，著作稿稿费每千字6元，译稿每千字5元。当时，《历史研究》等正式期刊稿费为每千字7元。但《中俄关系问题》（以下简称《问题》）对采用的来稿，一般不做删改，按版面计算字数，不满页者按整页算，整个算下来，稿费不比正式刊物少，在《问题》发表的文章，可以被承认为正式研究成果，因此吸引了不少专家的好稿子。印象深刻的是研究会常务理事、外交部中苏谈判代表团办公室主任赵璟的丈夫（忘记了他的名字）几乎将苏联出版的《文件在驳斥》中的所有论文都翻译成中文，系统地登载在《问题》上，对研究中俄关系史的同行了解苏方观点提供了方便。中科院地理研究所钮仲勋同志发表了一系列从地理学角度论述中俄关系问题的文章，很有特色。历史研究所谢振华同志一篇考证斯帕法里在北京活动情况的辨析文章，有理有据地揭穿了斯帕法里伪造历史、编造谎言，吹嘘他如何受到清朝皇帝接见的情况。1990年4月，薛衔天与黄纪莲同志访问曾克林将军（1945年他陪同苏军代表访问延安），写成采访记《山海关—沈阳—延安》一文，发表在《问题》第28期上，该文揭示了二战后驻东北苏军与进驻东北的八路军的微妙关系，披露了苏军代表别洛卢索夫上校与朱德总司令会谈的真实情况，澄清了不少误传（1991年薛衔天访问莫斯科，与别洛卢索夫的翻译谢德明深入地交谈了驻东北苏军与延安首次联系的详细情况，证明曾克林所谈情况符合事实）。当时拨给研究会的经费每年只有4000元，几乎全部用在编印《问题》上。我们几个编者不计报酬，只凭一腔热情，为学科研究做一点实事。特别是黄纪莲同志，每期印出之后，都是她免费分发给各位理事，多年坚持为同行做这种默默无闻的工作十分难得。

继华北地区中俄关系史研究会之后，东北地区中俄关系史研究会、西北地区中俄关系史研究会也依次成立，成立全国性的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遂被提上了日程。恰逢刘存宽同志退休，薛衔天继任华北地区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秘书长。因华北地区中俄关系史研究会从成立之日起就起联系全国同行的作用，操办成立全国性研究会的具体工作遂由薛衔天承担。当时经费紧张，无钱举办会议，薛衔天就以通信方式分别征求东北、西北同志的意见，书信往还，几经周折，最后在意见一致的基础上推出研究会的领导人。余绳武同志被推为会长，刘民声、孟宪章、特布信、罗明、何马等同志被推为副会长，薛衔天任秘书长。全国性的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正式诞生。

1991年苏联解体，我们需要了解俄国学者对中俄关系史研究的新动向，研究会也到了该换届的时候，于是薛衔天向余绳武和所领导建议，以研究会和近代史所的名义举办一次中俄关系史双边学术讨论会，得到余绳武和所领导王庆成的全力支持，他们指派薛衔天具体操办。经与俄方联系，以俄国远东研究所副所长、俄国中俄关系史权威学者米亚斯尼科夫为首的10位俄国学者表示将参加会议，并寄来会议论文。为方便双方交流，薛衔天组织翻译成中文，并印刷成册。薛衔天还下了很大力气写了驳斥米亚斯尼科夫的文章（《关于中俄历史文化对两国关系影响问题的思考》，在《近代史研究》发表后，《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准备在会上辩论。院里对这次会议表示支持，但不划拨经费，所内也没有钱，必须到地方筹款。可当时地方也不富裕，况且学术团体又没人买账，筹点钱谈何容易。薛衔天与郦永庆先到黑河，与黑河社联联系，他们虽然同意出钱合办，但随后变卦；薛又与张书田转赴满洲里，满洲里市外事办一口应承，经费终于落实。1993年秋，会议在满洲里市召开，可出人意料的是，俄国学者一个都没有来。薛衔天不知道跑了多少次车站接人，但一个人影也没有见到。双边会变成了单边会，有人说薛衔天开了一次国际玩笑。这次会议薛衔天是下最大力气要办好的一次会议，结果他自己弄得灰头土面，苦不堪言。后来才知道，俄国人不出席会议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路费，但他们没有一个人事先通知主办方不能出席，完全不顾自己的诺言和主办方的处境，对中国人表现出一种傲慢的大国主义态度。虽然领导没有责备薛衔天一句话，可薛衔天自己却感到窝囊透顶。通过这次教育，深深体会到做研究会工作必须随时做好自讨苦吃的准备。这次会上理事会做了换届选举，余绳武仍担任会长，增选刘存宽为副会长，其他副会长不变。薛衔天仍然担任秘书长，增补黄定天、沈志华和黄纪莲为副秘书长。

沈志华是个很有本事的人，会后他就从黑龙江省政府弄到6万元会费，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款项。有了钱，就好办事。满洲里会议两年后，1995年秋，研究会在黑龙江省同江市又举办了一次讨论会。会议由黄定天同志一手操办，黑龙江省社科院领导亲自为会议做后勤，薛衔天只负责迎接了两位学者，轻松愉快。讨论会的主题是二战后中苏关系的发展走向，论文质量较高，由薛衔天编成文集，取名《二战后中苏关系走向》，同行反应不错。其中薛衔天《战后东北问题与中苏关系走向》一文，阐述了驻东北苏军阻止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登陆和帮助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发展壮大，苏联与国民党政府东北经济合作谈判破裂，并首先在东北地区与中共形成同盟关系的历史过程，并指出这对新中国外交对苏联“一边倒”起到相当作用。文章得到同行普遍好评，被收入多种论文集，获得近代史研究所优秀论文奖。这次学术讨论会标志中俄关系史研究的重点转入中苏关系史。

碰到最难办的一件事是研究会会长的人选问题。余绳武同志超过任职年龄后，必须推举年龄、资历、学问都适合的新会长。当时普遍的一种意见是请高官来当，以便扩大研究会的社会影响，能在政界和商界取得经费支持。经过多方商量，一致认为，如果阎明复同志肯于屈尊，来担任会长，是最适合不过的人选。阎明复同志不仅是党的高级干部，而且见证了中苏关系发展变化的过程，他多年为中央领导人当俄文翻译，写了许多有分量的关于中苏关系史的回忆文章，从各个方面看都是最佳人选。当时阎明复同志还担任民政部部长，但按规定可以兼任群众团体领导人，只是不知道他本人是否愿意。受大家委托，薛衔天与沈志华到民政部当面征求阎明复同志的意见。明复同志听了我们的要求后，非常痛快地答应下来，表示愿意兼任会长。但他提出一个条件：“你们必须让中国社科院向中央打报告，得到批准后，我才能正式接受你们的推举，不然某某人（当时他是点了名的）就会说，阎明复又在乱搞什么名堂！”明复同志的坦率大出我们的预料，同时也使我们对他的坦荡胸怀肃然起敬。薛衔天起草了研究会和近代史所联合请求阎明复出任会长的请示报告，请社科院党委转请中央审批。但报告上去后便杳无音信，经查问，得到的回答是院党委不管此事。实际上是经办部门怕担责任，这次努力只好作罢。

实际上新会长人选早就摆在那里，就是李静杰同志。他是苏联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俄21世纪合作委员会委员，是研究俄罗斯现实问题和中俄关系史的顶尖专家。虽然身任俄欧亚协会会长，仍然可兼任中俄关系史研究会会长。不管从哪一方面看，他都是最佳人选。从而被一致推选为新会长。

李静杰担任会长标志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从此研究会划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时期。前一个时期是从草创、历经惨淡经营达到初步繁荣时期；李会长上任后，研究队伍空前发展壮大，科研经费相对充足，学科研究向深度、广度发展，进入全面繁荣时期。现会长季志业、秘书长陈开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研究会在继续取得更大成绩。

回顾中俄关系史研究室和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将近40年的历程，激起我对中俄关系史研究的开创者和拓荒者黎澍与余绳武同志的无比怀念和崇敬。中俄关系史研究的最初机构“中国近代史讨论会”是在黎澍同志领导下建立的。如果我们追述中俄关系研究的历史，应当从1963年“讨论会”成立时算起。尽管“讨论会”存在时间不长，但没有这个“讨论会”的先期工作，中俄关系史研究室就不会像后来那样顺利发展。中俄关系史研究室成立后，黎澍同志一直关心研究室的工作。他特别注重理论建设和人才培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沙皇俄国（文章摘编）》（人民出版社，1977）一书就是在黎澍同志倡议和指导下问世的。该书成为研究者必读书，从理论上武装了许多人。黎澍同志热情接待前来求教者，特别是对青年研究人员，从理论上和研究方法上进行悉心指导。也是黎澍同志倡议创办的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如果不是他提出建立研究会，也许时至今日都不会出现研究会今天的局面。因为除他之外，当时没有人想到应当成立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学术团体；而在1989年之后，要想成立一个新的学术团体，已是难上加难的事。作为学术领导人，有没有远大眼光和创新精神对学科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黎澍同志就是具有远大眼光和创新精神的难得的学术领导人、学术带头人。我们要永远纪念他、学习他。

余绳武同志是新中国成立后中俄关系史研究领域的拓荒者，更是这块新开垦土地的辛勤耕耘者。他1926年5月7日出生在江苏扬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43年10月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1945年10月转入历史系。1946年10月随西南联大复员，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48年7月毕业，同年10月考入清华研究院，师从邵循正教授专攻中国近代史，1951年11月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近代史所遂成为展现他学术人生的舞台：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所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会长。他持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但无论职务和地位有何变化，他始终将研究工作放在第一位，奉为毕生天职，直到2009年9月27日逝世之前的重病时期，从来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近半个世纪。

近代中外关系史是余绳武的专长，他在中英关系史，特别是在香港史研究方面有卓越的建树，但是他着力拓荒并苦心耕耘的土地还是中俄关系史。他就是在这块土地上成为我的良师益友。他高调做学问，低调做人；以国家急切需要作为自己的研究攻关方向，从不考虑个人的名利得失；他理论素养深厚，文字干净犀利；对同事严格而真诚，自己则谦虚而谨慎。无论从道德还是学问，我都把他尊为良师。刚入研究室时我最年轻，经10年荒废，学校学得的一点书本知识也几乎忘光，对承担写书任务，内心十分惶恐。可他分配给我的第一项任务却是颇有难度的一节——中俄《北京条约》有关西部条款的掠夺本质，这本是一位同志没有完成的任务，转给我这样的新手，怎么能够按时完成。他见我有些犹豫，便说：“我们都在开辟新土地，都是新手，大胆点，边学边干！”我将他写的打印书稿反复阅读，认真模仿，居然编纂成文，交他审定。他用铅笔在不妥之处点上黑点，将问题指出，不直接改动，最后批上四个字“基本可用”。从此我增加了向前努力的勇气。他对别人的稿子，基本上也是像对我一样的处理方式。这种处理方式，表现出他对对方的尊重。余绳武严格要求自己，以自己的身教，感染和影响研究室的每一个人，使研究室成为一个团结奋进的集体。他让我主持《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一开始我并不十分情愿，认为这是一项费时费力、见效慢的苦活。随后才明白，他是让我从基础资料做起，扎扎实实地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研究人员。由于我在研究室负有责任，又长期担任支部书记，研究室内的麻烦事他都让我去处理。他从不对我回避谈论所内，特别是研究室内同志们的优缺点，我在处理具体事情时也从不传话，将他的意见化作研究室的意见加以贯彻。《沙俄侵华史》第四卷作者较多，署名排序难以确定先后，我决定以姓氏笔画为序，薛字笔画最多，因而排在最后，他非常感动，将我当作可信任的朋友。他退休后，我每个月都去看望他一次。他患肺气肿十分严重，全身虚胖，呼吸困难，耳朵不灵，但头脑好得出奇，记忆清楚，思考敏捷，对业务工作，对所内和研究室的情况十分关心。就是在这种百病缠身的情况下，他还写了一篇关于香港问题的文章，文章不长，但极其精辟。可以说，他为自己热爱的科研事业战斗到最后一息。

黎澍同志安静地走了，余绳武同志安静地走了，中俄关系史研究最初的一批拓荒者也大都驾鹤西去。我这个当时的年轻人，也走近耄耋之年。记忆衰退，精力不足，实不愿意承担撰写这篇回忆文章的重任。但想到先行者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变荒漠为沃土，后来者有义务纪念先人。谨以此文献给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开辟者黎澍同志，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拓荒者余绳武同志。

（2018年8月24日于北京西山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