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普金斯先生打电话告诉我，首相已经正式提到了有关交换S-1情报的问题，并要我在他的办公室与彻韦尔勋爵进行会谈，看看是否有可能意见一致。

在对S-1问题进行回顾之后，并且为了核查以确定我对陆军部关于该问题一个方面的看法判断是否正确，我拜访了斯泰尔将军和邦迪先生。我向斯泰尔将军询问了参谋部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然而，我向这些人提及的这一点没有出现在之后的会谈中。

3点30分，我见到了霍普金斯先生和彻韦尔勋爵。彻韦尔勋爵要我说明我们改变交换S-1情报政策的原因。在答复时，我从体制的角度回顾了整个问题，从布里格斯委员会开始，经历了国防研究委员会的管理，军方的接管，军事政策委员会以及由副总统和其他人组成的政策小组的出现。之后，我概述了这些工作班子批准目前政策的过程，指明当事情进入陆军负责的生产阶段时，需要一项新的政策，因为之前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只能从科学的角度来做这件事。接着，我概述了所采取的原则，并简要介绍了原则的应用。然后我问彻韦尔勋爵，他是不同意原则本身还是不同意原则的应用。他称，他不同意的是原则本身。

于是，我们进行了相当多的讨论，其间我粗略地指出，这是一项普遍得到应用的原则。另外，我明确指出，情报被限制只提供给在这场战争中能够加以利用的那些人的原因是出于安全目的。我明确表示，该原则正不偏不倚地被加以应用，像海军研究实验室这样的一些部门希望获得更多情报，但未被提供，因为它们不可能在这场战争中加以利用。

当我坚称按照目前的计划英方不可能为了这场战争的目的而利用生产方法的情报时，彻韦尔勋爵同意，就目前计划的执行而言，情况确实如此。但是他表示，除非向英方提供这种生产情报，否则他们可能被迫改变计划着手自己生产，这样不利于战争努力的平衡。我逼问他，他们是否希望以这种方式在这场战争中获得有用的成果，他没有坚称他们可能会这样。问题最终涉及这一点，他相当坦率地承认，他们希望此时得到这方面的情报，是为了战后他们届时能够自己制造和生产这种武器，战争期间他们在这种武器方面有赖于我们，但准备在战后使自己有能力迅速开展这项工作。他否认商业方面的动机。他认为，需要5～10年时间才能实现商业上的利用，如果经研究显示出了商业用途，英方可以无困难地进入该问题领域。显而易见，霍普金斯重申和强调，英方希望获得情报的原因是，在这场战争结束后的很短时期内，他们能够很快而不经相当长的时间间隔就自己开发这种武器。

事情已非常明确地被归结为这一点，我持的看法是——霍普金斯先生同意我的看法，出于战后的军事原因向英方提供情报是一个需要根据问题本身的优缺点去处理的问题，从长远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与整个的国际关系大问题密切相关。彻韦尔勋爵表示存在一种关联性，因为除非现在能够确保英方为上述目的获得这方面的情报，否则他们可能不得不为了获得它而分散他们的一些战争努力。他指出，他不想说他们要这样做，这取决于首相，但是他们可能会觉得，为了战后不久他们的地位得到充分保障，他们会被迫这样做。当然，他澄清他所说的保障不是针对美国，而是针对届时可能得到大力发展的其他一些国家。霍普金斯先生说，除非将问题纳入条约之中，否则后续政府不能够承诺履行上一届政府所做的一些事情。

最后，霍普金斯先生指出，现在他第一次对问题有了非常明确的看法，他确切了解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显然他打算与总统谈谈，尽管他没有这样说。我问他，鉴于问题的新角度，他是否希望我在此时无论如何与华莱士先生或史汀生先生讨论一下。我这样问是打算非常明确地提醒他，在上报总统之前，他们应已做出决定。他表示，他不希望我采取任何下一步的行动，他认为目前我不应同两人中的任何一人提及此事，我告诉他，我会静候指示，不采取任何行动，直到我接到他有关于此的进一步消息。

除了他所说的之外，我对霍普金斯先生态度的印象是，他感到英国人正要求获得他们没有丝毫根据想要得到的东西；另外，我的印象是，他感觉彻韦尔关于他们不得不分散一些他们战争努力的说法是一种虚张声势，他们不会这样做。但是，我是从观察他而不是从他的任何确切表示中得到这种印象的。

在讨论限制政策——即安全实施原因的时候，我顺带告诉彻韦尔勋爵，如果我们打算将生产情报全面无限制地提供给英方，那么我们难以用充分的理由拒绝一家美国公司将类似的情报传递给另一家美国公司，目前我们使每一家公司仅限于它的固有领域，而禁止传递超出其实际运转所需的情报，并且我们认为，从安全的角度看，比起在美国公司中传递情报更不受限制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他表示，如果我们提供生产情报，自然是提供给英国政府，而我表示，我自然会认为，英国政府为了有效利用情报，会立刻与诸如帝国化学工业公司这样的一些公司合作，对此他没有辩驳。

V.布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