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播学领域，有不少学者将博物馆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例如，英国学者罗杰·希尔弗斯通（Ｒoger Silverstone）认为：“博物馆有如其他媒介、娱乐和告知，讲述故事和建构观点，意欲取悦和教育公众，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效果不同的议题设置，将不那么好理解和接近的转化成相对好理解和接近的，在它的文本、技术和展示中提供关于世界的观念性陈述。”70593405新媒介技术不断参与、融合的博物馆在场馆建设、展演形式、互动模式和叙事结构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城市形象建构、阐释与传播的媒介，陈霖认为：“博物馆媒介在城市传播体系中以叙事空间与时间的关系处理而标识出其独特性存在。”新媒介技术“作为一种建构的力量，促使参观者主体的介入，使博物馆叙事的意义在主体间更多的互动中完成”，博物馆“作为媒介空间在城市传播中通过叙事建构开启的交往实践，促成了既具有意识形态规制又具有城市认同意义提炼的阈限性体验，从而使‘市民创造城市’成为可能”70593406。更为宏观地来看，博物馆是城市建筑和城市文化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传播学研究中对空间维度的重新审视，将原本被排除在“媒介”之外的实体空间重新纳入“媒介”的范畴，是对博物馆为代表的空间场景所构筑的交流关系及其意义的重视，在孙玮对“作为媒介的城市”70593407的叙述中认为，新媒体的发展并未削弱实体空间的传播意义，反而与虚拟空间史无前例地交融在一起，构成了更加复杂的城市景观，博物馆作为实体空间的组成部分，在构筑城市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特质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作为极具代表性的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不仅是中国历史、建筑和文化展演的重要空间，更因其坐落在北京城，而对北京的城市传播兼具城市文化和城市形象建构与传播媒介、城市形象标签等重要作用。不断用新技术和新媒体丰富和强化其传播形式、增强其影响的故宫，在新媒体环境下，也在不断通过新的媒体手段传播自身，促成对北京城市形象的建构及其形象内涵的多方位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