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华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使之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显然，在经历了长期而卓有成效的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城市和工业发展后，中国政府转向了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进程。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水平高于许多发达国家而并没有跨入发达国家行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发展的成果没有惠及普通百姓，民生水平和保障程度低。中国在整体上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民生改善空间大，保障能力弱；调整发展导向，是中国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必然选择。从“中等收入”到“中等发达”，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可见，民生水平是实现这种飞跃的前提和标准。这就是为什么2011年度的城市发展蓝皮书选择民生这一主题的根本原因。

民生涉及每个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对于以自然资源利用为基础的农村，民生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资源禀赋问题，核心在于自然资源的质量和对其的占有。对于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来讲，经济活动强度大、环境空间容量小，民生成为一种社会命题，即社会资源分配问题。应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保持在两位数增幅，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的一项预测认为，中国有可能在2016年即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174568。2010年，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一些城市，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中国城市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接近2万元，按汇率计达到30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则超过1万美元。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超过30平方米，超过日本的人均水平。中国民用汽车保有量接近1亿辆；主要消费群体为城市人口的私人轿车，达到3443万辆174569。中国的城市轨道交通从无到有，上海、北京的城市轨道交通里程数超过伦敦。但是，无论是国内自我评价，还是国际主流观点，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国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笔者撰写此文时，正在墨西哥访问174570。墨西哥已经是发达国家俱乐部“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成员，人均GDP约为中国的3倍，墨西哥城每三人就有一辆汽车，与欧盟、日本水平大致相当。但是，世界上少有人将墨西哥列入发达国家名单。原因很简单，墨西哥城的贫民窟没有消除。如果日本的婴儿死亡率高出发展中国家水平，会有人认为它是发达国家吗？由此联想到1980年代笔者在英国念书时，一次骑自行车被汽车撞倒，被救护车拉到医院，检查完毕，临出院时送上一杯咖啡，说没事了，不需治疗，可以回家了。没有交押金，没有交任何费用。然后保险理赔，程序规范。让人感到有些莫名。孩子随笔者在英期间，上了一个学前班、换学校上小学，没有赞助费、不用交学费，小孩生病取药全免费，还有每天一英镑的小孩福利。当时感到发达国家的一些福利，超出我们的想象。试想，农民工的孩子在城里没有学上，急症不缴费就不治疗，学龄前儿童没有幼儿园可上，或者费用奇高，对这样的民生状况，我们很难想象是“中等发达”的水平。

国家在宏观层面，不仅明确了民生的发展导向，而且制定了具体措施。“十二五”规划要求，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促进就业、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调节收入分配，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公共服务支出的增加，大规模保障房的建设，应该会极大地改善民生。但是，民生不仅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安排或赐予，不是共同富裕。民生是一种社会选择，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和社会尊严的保障。社会需要的，不是同等水平的富裕程度，而是老幼病残的基本生活保障，低收入群体的社会尊严保障。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的“最大‘最小’化”原则，就是一项促进和保障民生的基础。这一原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选择。假设每一个人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可以进行一项最优的社会选择投票。他不知道自己是聪明还是愚笨、是富有还是贫穷、是健康还是疾弱，在这样一种“无知之幕”后，每个人做出的社会选择，无疑是要确保最弱势的群体（即“最小”）的福利改进最大化。财富是没有止境的；但是，基本需求是有限的。我们需要的民生，不是财富无限扩张，而是对基本生活质量的保障。所谓民生，内涵非常明确，就是要求所有社会成员能够在就学、就医、就业、居住、尊严等方面能够有基本保障。

发达国家有许多我们需要批判的，但是其民生保障的一些实践，是可以借鉴的。我们要实现从“中等收入”到“中等发达”水平的跨越，民生的标准必须满足。保障民生，不仅需要国家宏观层面的政策导向，还需要社会客观冷静的思考与选择。

是为序。

201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