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然而,这55个少数民族是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汇总后公布的,在此之前则有一段历史的演变过程。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除汉族外有41个少数民族,还有1072642人属于“其他少数民族”。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登记人口民族有183种,除将其中74种并入中央已识定的54种民族外,列为其他少数民族的有23种,因无法识别列为“民族不详”的32种。
众所周知,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实行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切实加强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生育率以比较快的速度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过渡,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但是中国的生育政策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要求有所不同,对少数民族中人数较多和人数较少的民族要求又有所不同。总的情况是:对汉族的要求要严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中对人数较多的民族要求相对要严一些,对人数较少的民族要求相对要宽一些。这就在总体上,形成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快于汉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的局面。以数据资料相对完整和可靠性更高一些的六次人口普查作为时间节点,少数民族人口由1953年的3532万增长到1964年的4002万、1982年的6730万、1990年的9120万、2000年的10643万、2010年的11379万,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6.06%、5.76%、6.68%、8.04%、8.41%、8.49%。这里有一个情况需要解释一下:1964年第二次普查少数民族人口占比下降0.3个百分点,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是否减少了呢?不是的,上述数据显示“二普”比“一普”增加470万。那么为什么占比下降了呢?是统计归类造成的,主要是将多种少数民族并入已识别民族和“民族不详”项目中去,从而拉低了少数民族人口占比。从总体上观察,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少数民族人口增速要快于汉族许多。1953与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比较,汉族人口增长1.24倍,年平均增长1.42%;少数民族人口增长2.22倍,年平均增长2.07%,高出汉族0.65个百分点。
六次人口普查提供的少数民族人口健康素质、教育素质、年龄结构、城乡结构、婚姻和家庭变动等的数据资料表明,少数民族人口素质提高显著,有些少数民族特别是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人口年龄结构已步入成年型,有的甚至已迈入老年型。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一般城市化水平较低,但是就城市化速度而言,一些地区的推进也较快,人口城乡结构发生历史性改变。少数民族婚姻和家庭有着各自的传统,今天多数仍旧保留下来;然而受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大潮影响,也受到政治、文化、社会变革等的影响,某些观念、传统、风俗、习惯等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包括汉族在内的民族之间的沟通、理解、交往、融合呈现增强的趋势。随着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发展战略的推进和深入,东部支援西部发展力度的加大,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社会交流的加强,一个各民族大团结、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正在形成。而要实现这样的民族大发展、大繁荣,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开展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弄清进入21世纪10多年以后,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质量、结构以及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现状、问题、未来发展趋势与决策选择,提供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实证研究价值的科研成果。
有鉴于此,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人口学科指南设立“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与发展研究”重点课题,经过评审马正亮教授获得主持该项目的研究资格。马教授和课题组成员深入西北、西南等少数民族人口聚集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历时两年多,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调查资料,同时联系国际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第三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联系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1世纪中叶达到一般发达国家水平发展目标,尤其注重同当前经济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结合起来,同人口发展战略“三步走”进入第二步重点转移结合起来,探讨在全国步入后人口转变形势下的少数民族人口特征,开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取得新的研究成果。这一成果不仅进一步推动了少数民族人口科学研究,丰富了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科学研究成果文库,而且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实施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有着现实的实证研究价值。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人口研究是宏观人口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也是研究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容舍弃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继续加强相应的科学研究,不断推出创新型研究成果。
田雪原
2015年元月 于文星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