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详细页面
1996年，全国少工委和中央电视台策划摄制14集电视片《科教兴国》。最后一集从全国60多万青少年《写给未来的一封信》中，选出10篇优秀作品，在中国科技会堂举行颁奖仪式。同时邀请与来信相关领域的10位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分别对10封来信做出点评，并发表相应的简短演讲。10封来信和专家的演讲稿，均以2050年为“未来”设定的标准时点，描绘在即将到来的半个世纪内相关领域、相关事物变动和发展的趋势、图像、特征，以及怎样为实现这样的梦想而奋斗、做出应有的贡献。据悉，这10封来信和专家的演讲稿，均封存在中央电视塔内，要到2050年才能启封，看一看来信和专家的预言在多大的程度上应验了。记得我的简单演讲是这样开头的：“迄今为止，中国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是根据预测，21世纪中叶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我们将心安理得地将第一人口大国这把交椅让出去。”为什么讲“心安理得”地让将出去呢？因为控制人口增长、实现人口零增长和一定程度的负增长，是“三步走”人口发展战略人口数量控制的目标，全面解决中国人口问题、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由之路的一个时间节点，“让出去”是战略顺利推进的重要标识。
中国是一个大国，这是无需回避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大与小、多与少、高与低都是相比较而言，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然而比较也只能是同质类事物比较，不能拿老虎与汽车、轮船比较，只能与大象、马、牛等动物作比较。不附加任何条件、作为总体的国家，大小比较以什么为标准？那就要看国家的规模和构成了。构成国家规模的要素很多，综合起来不外乎人、财、物三大类。人，指人口的数量、素质和结构，一般以数量多少进行比较为主；财，指物质财富，一般以产量和产值多少作比较；物，指在一个国家领土、领海范围内，自然资源禀赋有多少。按照这样的界定，2015年中国人口数量达到137462万（未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人口，以及海外华侨人口，下同），占世界730219万的18.9%，居各国首位。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13429万平方公里的7.1%，排在世界第3位；还有约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也是海洋大国之一。自然资源比较丰富，总量也排在世界第4～5位。国土面积最大者为俄罗斯，1709.8万平方公里，占世界12.7%；其次为加拿大998.5万平方公里，占世界7.4%；再次为美国963.2万平方公里，占世界7.2%。2014年，世界生产总值达到778688亿美元，美国国内生产总值174190亿美元，占22.4%；中国103601亿美元，占13.3%；日本46015亿美元，占5.9%。
这样说，绝不是要抬高自己，更不等于盲目自高自大。相反，是要认识大中有小、大国有大国的难处和应负的责任。名著《红楼梦》有一句很有哲理的话“大有大的难处”。不是吗？我国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然而耕地、淡水等资源不足，铁、铜、石油等矿产资源和能源资源匮乏；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神速，但是产品质量不够高、发展方式粗放、产业结构落后，特别是资源短缺加剧、环境污染逼近上限等问题，困扰着继续向前发展的步伐。经济增长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然而用目前137462万人口去除，许多资源、经济产值和产量的人均占有量，一下子由名列世界前茅跌到名落孙山。因此，我们要用动态眼光，去看待大国发展和发展中人、财、物的变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物——在发展中演化为自然资本，财——演化为产出资本（生产资本），人——演化为人力资本，我们要与时俱进地掌控各种资本演化的方向、速率、结果和效果，统筹人、财、物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众所周知，经济时代的划分不是依据生产什么，而是依据怎样生产、用什么样的工具进行生产。按此标准划分，笔者以为，迄今为止400多万年的人类社会发展史，可粗略地划分为手工工具、机器工具和智力工具三个大的时代。重要的一点在于：不同经济时代主流生产工具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在包括原始、奴隶、封建社会在内的手工工具时代，社会经济发展格外垂青于自然资本，人力资本主要体现在劳动力的数量上。因而古代和中世纪文明多出现在土地比较肥沃、雨量比较充足、气候比较温和、水陆交通比较便捷的地方。两河流域古美索不达米亚、尼罗河流域古埃及、恒河流域古印度、黄河流域古中国，以及古希腊“五大文明摇篮”就是典型。中世纪塞尔柱帝国、俄罗斯帝国、法兰西帝国等兴旺起来，也颇得益于自然资本比较优越。然而同世间各种事物一样，一切都在不停顿地变化着、发展着，大国格局也如此。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大国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动，主要有两次。
第一次重大格局变动，发生在产业革命以后。表现为工业化国家将古代文明较早的一些大国抛在后面，甚至把它们变成了被掠夺、压迫、瓜分的对象，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贫弱国家。18世纪60年代产业革命兴起，纺纱机取代手摇纺车、蒸汽机取代手推磨，社会经济发展转向主要依靠产出资本或生产资本，大国也转向那些率先进入工业化的国家。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成为引领发展潮流的工业化国家，拥有大量的殖民地，甚至号称“日不落帝国”，自然大国的名号也挂在了他们的头上。
第二次重大格局变动，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有着政治、科学技术等的背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是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殖民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奋起反抗，纷纷宣告独立，涌现出规模颇大的一批发展中国家。这使得原来依靠殖民地膨胀起来的“大国”受到莫大的打击，逐渐回归到应有的位置，“日不落帝国”等已不复存在。在科学技术方面，以微电子技术为前导，新材料、新能源、宇航技术、海洋技术、生物工程等领域的新技术革命，当前进展到以生命科学为主导学科，包括基因工程、克隆技术等高精尖技术新的阶段，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思维和行为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资本、产出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重新洗牌，世界大国格局发生新的变化。一方面，传统工业化国家向后工业化转变，转变后形成新的后工业化国家，成为新的发达经济体；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脱颖而出，迅速成为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大国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最具代表性国家，其发展同样离不开世界发展的潮流和格局变动趋势。发展之路需要顺应世界大国格局变动新的态势和潮流，从中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中国发展的“大国之路”，必须立足中国实际，从人、财、物发展要素变动的实际出发。众所周知，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中国是世人公认的文明古国之一。到了清朝“乾隆盛世”前后，据估计，中国财富总量占到全球1/3左右，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然而鸦片战争炸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大国宝座上跌落下来，并且一跌就是一百多年，变成穷困落后、备受欺凌的贫弱国家。革命志士前赴后继、英勇不屈奋起反抗，对内推翻清政府腐败统治，对外驱逐帝国主义列强侵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告饱受欺凌和压迫的旧中国的结束和新中国大国发展之路的开始。然而这条新的大国发展之路并不平坦，特别是前30年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发展大起大落，最后走到几近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中国作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国，其形象已经树立起来，挽回了1840年以来100多年失去的尊严。然而未来大国之路如何走，仍然是摆在近14亿国民面前的一个问题、一道难题。是需要集中全民族的智慧，汲取人类进步文明的精华，并且要由实践做出回答的问题。
之所以说是一道难题，因为它面对的是当今世界人口最多、疆域辽阔、经济体量庞大，涉及面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内和国际关系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需要拿出一套总揽全局的大国发展战略、策略和行动计划。而这个战略、策略和行动计划的科学制定，必须建立在对最基本、最朴素问题的清醒认识、透彻分析、明确回答的基础之上。
第一，要什么。即发展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目标是共产主义。然而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现实生活中还找不到一个样板，但是我们知道要建立一个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于一体的社会，则是没有疑义的。“三个文明”当是我们所要的具体发展目标。
第二，有什么。“三个文明”不能依靠别人赐予，只能建立在现有发展水平基础之上，因而我们必须清楚“有什么”，才能扬我所长、避己之短。不过，这个“有什么”不限于人、财、物之物质方面，还应包括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精神层面，归结到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不同层面。
第三，缺什么。只有清楚“缺什么”，才能采取相应的方略填补。同样，这个“缺什么”，也不能单纯就人、财、物之物质层面而论，还应包括政治、科技、思想、意识、观念、制度以及生态环境等层面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以明确改进、改革的方向和重点。
第四，用什么。即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策略、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行动计划，去发挥长板的比较优势，补上制约发展的短板。通过改革开放、扬长补短式发展，打造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于一体的现代文明大国。
从中国实际出发，人口在上述“四个什么”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立足以人为本宗旨，“要什么”离不开人民群众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向往，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有什么”，前已叙及，中国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当下已发展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最为富有的，还是人口和人力资源，是名副其实的人口大国和人力资源大国。因此，人口和人力资源在大国发展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与本书冠名《大国之路——21世纪中国人口与发展宏观》相契合。“缺什么”，中国自然资源存在相对短缺和一定程度的绝对短缺。第二大经济体总体上大而不强，环境污染逼近上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短板和如何补短；即使是人口这块长板，数量、素质、结构本身和三者之间均存在短板，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一定的矛盾，需要寻求协调推进、可持续的发展方略。“用什么”，就是采取什么样的体制机制，运用什么样的战略、策略，进行扬长补短，促进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需要看到，人口元素在长板和短板上均有所体现。不过2010年以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处于“黄金时代”前期，提供不断增加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人口对发展的长板作用十分抢眼；后期越过刘易斯拐点以来，“人口盈利、人口红利”呈衰减态势，短板作用逐渐显现。对于人口变动和发展来说，“用什么”同样牵涉国家发展战略、政策和行动计划，牵涉社会各个阶层人口。核心是要统一到以人为本宗旨上来，走出人口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的大国之路、强国之路。
知难而进，是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经久不衰的传统法宝。只要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保持持之以恒的发展定力、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就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国发展之路。1997年拙著《大国之难——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从人口入手并联系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另辟蹊径的阐释。该书由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一年以后再版；2000年日本将其全文翻译成日文，由日本新曜社出版并公开发行；三年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其列入《社科学术文库》推出新的版本，排序应为中文第三版。一本学术著作为何受到国内外如此多的关注？笔者以为，主要是由于该书抓住了大国人、财、物“三要素”中的人口要素——中国占据世界第一的要素——进行阐发。当然也有一些作者的独立见解，为读者提供某些可能有价值的分析、考证和研究。不过作为该书作者，笔者一直有一个想法多年未曾放下。即尽管在此书出版之后又发表了百余篇论文和几部专著，对《大国之难》提出的问题做出进一步地阐述；但是总觉得有些零散，不构成一个体系。希望有朝一日总结一下近一二十年的实践，结合国际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国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发展目标，对中国人口问题尤其是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解决得怎样，进行一番梳理，从一个方面推出支撑大国发展之路的新作。机会来了。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越过刘易斯拐点以后，经济增速随之应声下行，GDP增长率从2010年10.4%，接连下行到2015年6.9%，使多年来考虑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若干关系问题，诸如人口数量变动与消费、劳动年龄人口变动与就业、人口素质与科教兴国战略、后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方式、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调整、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改革、人口流动与生产力布局、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等，变得豁然开朗、日益清晰起来，做出深入一些的探讨也就有了条件和可能。如能将这些问题讨论清楚，做出实事求是的研判，找出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解决之道，即可从一个方面开启21世纪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国之路中之一条比较顺畅的车道。这是本书的宗旨，也是本人终生研究最大的志愿。
本书除导论外，共分为8个部分。分别列示如下。
第一部分，人口由增到减变动趋势——走绿色消费适度增长之路。研究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变动和发展是否协调，总体人口与消费最具宏观意义。总体人口变动，20世纪与21世纪比较，最突出的一点是高速开来的人口列车出现减速趋势。20世纪世界人口由16.5亿增加到61.15亿，年平均增长1.32%。2015年世界人口增长到73.02亿，2000～2015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下降到1.19%；如以联合国中位预测2100年增长到94.59亿计算，则21世纪世界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44%，比20世纪降低0.88个百分点。
与人口增长趋势放缓相伴，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和中国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消费疲弱态势。由于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2007～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等接踵而至，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也在消费疲软上面表现出来。一些学者和社会人士，力图从传统消费函数理论——消费是利息的函数，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宏观消费函数理论——资本需求取决于人口变动、生活水平、资本技术三要素，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联系消费预期、消费偏好的消费需求理论，做出包括少子高龄化等在内的形成原因的阐释，对人们还难以取得普遍的共识。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理论拨乱反正中，曾经触及以往重生产、轻消费的错误理念和带来的后果，在实践中也有所纠正，但是纠正不彻底，一有时机又卷土重来，步入21世纪以后消费率持续走低就是一例证。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前期（1978～2000），消费率处于正常较高状态，年平均消费率为62.82%。其中低于60.0%消费率仅有6个年份，其余17年均在60.0%以上，最高1981～1985年平均为66.36%。改革开放后期进入21世纪以来，除2001年、2002年达到62.0%、61.0%外，其余各年均在60.0%以下。2008年、2010年更下降到50.0%以下，年平均消费率下降到52.26%。与此相对应，投资率却一升再升，2000年与2014年比较消费率由63.7%下降到51.4%，下降12.3个百分点；投资率却由33.9%上升到45.9%，上升12.0个百分点。
一要改革和解决“买不起”问题。消费疲软的直接原因是收入水平不高和购买能力有限，根本原因则是“买不起”。1979～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9.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7.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增长7.6%，分别比经济增长率落后2.3和2.1个百分点。2014年人均GDP达到46507元，折合7594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给出的划分标准，我国居民已跨入中高收入门槛，消费本应该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实际上却下降许多。可见，“买不起”还另有隐情，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扩大是主要的原因，亦即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率“被平均”了，“买不起”的主要是占人口多数的被平均的低收入阶层。因此，改革和解决的方向和重点，一是适当提高全体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一次分配劳动收入占比；二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适当向低收入者倾斜，累进加大个人所得税率，体现公平原则。
二要改革和解决“不敢买”问题。所谓“不敢买”，是指消费者需要并且具有一定的支付能力，但是存在医疗、养老等后顾之忧不敢消费。改革和解决的办法，是在当前已有的社会保障体制机制基础上，从实际出发进行改革，实行城乡统一社会保障体系和相应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全国医疗体制改革正加速进行，养老体制改革城市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相统一、农村“新农保”全覆盖已经启动并进展顺利。需要在现有基础上，总结经验，向着统一、公平、可持续方向加快推进。
三要改革和解决“买不到”问题。这里的“买不到”，是指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居民消费，却很难从市场上购买到。众所周知，在市场竞争和平均利润率作用下，一般的普遍性消费很少出现短缺、买不到现象；如若出现，多数情况下是体制机制出了问题。当下消费“买不到”正是如此。看病（三甲医院尤其是蜚声国内外的知名医院）难、上学（重点学校特别是名牌高校）难等，关键在医疗、教育等优质资源配置垄断上。改革和解决的重点，应放在打破这种垄断的体制机制上，以便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第二部分，劳动年龄人口先升后降变动趋势——走以速度换效益改革发展之路。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研究20世纪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往往偏重总体人口的数量变动。随着总体人口变动步入后人口转变阶段，特别是2010年越过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变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就要求我们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厘清传统人口转变到后人口转变的轨迹，使之与新常态经济发展相衔接、相协调。
人口学家创立了比较完整、系统的人口转变理论，晚期在对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研究中，继续做出阶段性深入一步的分析，已经具有某种后人口转变含义。然而理论常常落后于实践。进入低生育水平以后的人口转变向何处去，国内外的实践提供了足够的探索空间。1991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2.1更替水平以下，标志着后人口转变的开始。笔者提出，后人口转变是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至人口零增长的一个特定区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除人口自然变动一般性特征外，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变动“黄金时代”前期尤为重要，对社会经济发展作用最为显著。实践和预测显示，1991～2030年为我国人口后人口转变时期，其中前期为1991～2010年，后期为2010～2030年，两个时期刚好平分秋色。前期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呈递增趋势，201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增长到74.5%峰值；后期转为递降趋势，2030年可下降到67.4%，走出“后黄金时代”。“黄金时代”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的机遇，主要是劳动年龄人口从而劳动力资源供给充裕，被抚养的老年和少年人口之和占比较低，社会负担较轻，即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黄金时代”，可提供“人口盈利”或“人口红利”。以2010年为界，前期“人口盈利”“人口红利”不断增加，后期“人口盈利”“人口红利”不断衰减。“衰减”不等于“消失”，真正的“消失”要到2030年以后，目前处在“衰减”过程中。
“黄金时代后期”亦可称为“后黄金时代”，此与“经济新常态”理念不谋而合。一方面，不断衰减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尚存，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机遇犹在；另一方面，“人口盈利”和“人口红利”处在不断减少之中，并将在2030年消失殆尽，转而进入“人口亏损”“人口负债”期。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大，需要冷静对待。经济增速下行最大的压力，来自就业人口变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速与就业率之间的相关的分析表明，GDP增加1个百分点可带动130多万人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可下降0.5个百分点左右。2014年GDP增长7.4%，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9%。2015年要控制在4.5%以内，故GDP增速可有1.0个百分点下调空间。如将失业率5.0%作为经济运行的限制线，则GDP增长率存在2个百分点的下调余地，即维持在5.4%以上当无忧虑。跌破此警戒线，失业率上升至5.0%以上、GDP增长率下跌到5.4%以下，则会加大经济运行风险并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是不可取的。这一结果，与转方式、调结构，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有的经济增速相吻合。由此得出未来经济增速的合理区间，应在中高速到中速之间。争取中高速、保住中速增长，是适当的和合理的速度诉求。
鉴于长期形成的速度偏好深入人心，在经济体量相当庞大、质量和效益不高的突出情况下，有必要为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效益的关系，做出更科学的研判，清除以GDP论英雄的不良影响。不能讲速度不重要，也不是速度低一些才好，而是要从实际出发，在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与第一大经济体总量差距在不断缩小、当前经济质量和效益不高的问题突出、不解决就不能健康发展的新形势下，质量和效益已经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破解的主要难题。新常态经济不仅需要一定的发展速度，更需要经济质量和效益的不断提升。仅有发展速度和数量的增长，已经不能满足经济继续发展的需要，有时甚至还事与愿违。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机遇，从而迎来以增长速度换增长质量、增长效益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节点，应当明确提出以速度换质量和效益发展方略和策略。通过以速度换质量和效益，带动经济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提高发展的含金量，推动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改革。
第三部分，人口老龄化加速推进趋势——走一体化养老保险改革之路。“后人口转变”推进的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人口老龄化一步步地加深，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世纪。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和城乡、地域分布不平衡特点，以巨大的规模、独具一格的结构融入全球老龄化洪流之中。由于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未富先老矛盾突出（据测算，按照现行养老金筹集和支付办法计算，2029年养老金支出将占到GDP 10.0%以上，占工资总额29.0%以上，有可能突破国际社会公认的警戒线），所以出路在于改革，改革现行的养老体制机制，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道路。
2014年2月，《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下发。《意见》在总结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城居保）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将“新农保”和城居保两项制度合并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按照全覆盖、保基本、有弹性、可持续的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障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推进和不断完善覆盖全体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目前，建立以个人缴费为主、企业（单位）缴费为辅、全国统一的积累补充型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已经展开。然而从实践情况看，还需要在以下一些关键环节和问题上，取得统一认识和根本性突破。
一要完善养老保障体系顶层设计。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要在厘清养老保障、养老保险、养老体系、养老体制、养老机制等基本概念基础上，确立上、中、下三个层次的合理结构。
最上一个层次，为养老社会保障体系顶层。主要由养老社会保险、养老社会褔利、养老社会救助三个子系统支撑（医疗保险、商业保险处于养老辅助地位，也包括在主体结构中）。三者之间是“主体两翼”的关系：养老社会保险是主体，具有中心、主导、辐射性质；养老社会褔利和养老社会救助是补充。不过这种补充对于高龄、病、残等更为弱势的老年群体来说，则是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
中间层次，为养老社会保险体制。主要由家庭、聚居（公共）和流动三种类型体制组成，以保障国家、企业（单位）、家庭、老年本人不同养老功能和作用的发挥。主体为家庭户养老类型，辅之以聚居类养老和流动类养老两种类型。
最下一个层次，为支撑家庭户、聚居（公共）、流动类养老三种养老类型的具体形式。主体为支撑家庭户养老的老年户型、父母子女户型、老年复合户型。从发展角度观察，聚居类养老的老年公寓型、老年医护型，流动类养老的托老所型、轮流赡养型等，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二要打破“双二元体制”结构。打破城乡之间养老体制二元结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改革已经基本上全覆盖，只是存在的问题还很多。更为重要的是，要提高总体养老保险水平，真正起到保基本、全覆盖、可持续的功能和作用。城市企业与事业单位养老金并轨改革也已启动，试点改革取得一定的经验。只是此项改革涉及不同所有制企业、机关、事业、个人等多方面的利益，既要使老年人口的切身利益受到应有的保护，又要使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负担不至于过重，改革的难度颇大。
笔者以为，按照全覆盖、保基本、有弹性、可持续方针，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的城市养老金并轨改革，建立积累补充型养老保险体制。首先，要坚持以个人缴费积累为主原则。这是改革和所要建立的新体制的基础。此与现行的城镇“社会统筹+个人账户”体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改革所要建立的新体制，强调以个人缴费积累为主，逐步实现个人账户积累与养老金给付直接挂钩。其次，要坚持企业（单位）缴费积累为辅原则。现行城镇养老保险体制企业（单位）负担较重，可以考虑适当降低一些，与目前职工个人缴费更接近一些。再次，要发挥政府与市场两种积极性。政府的主导功能和作用，是制定养老社会保险体制和实施规则、相关的法律法规、自上而下的监管体制机制以及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等，同时要发挥市场在养老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进行养老保险投资，兴办各种类型养老保险事业，发展养老产业，引进和建立相应的市场体制机制。
三要确保养老金保值增值。在金融市场波动较大情况下，养老金保值增值压力不断增大。出路在于改革，通过改革完善养老金监管制度，运用法律手段铲除养老金被侵占、挪用等事件的发生，形成从上到下层次分明、独立运行的体制机制。要适度填补养老金个人账户空账，制定一定期间内做实部分个人账户的方案，规定个人账户做实的比例、额度、资金来源、监管规则，有效地提高养老基金抗风险的能力。
第四部分，转移农业人口市民化趋势——走城乡协同发展之路。新中国成立65年来的城市化历程，可谓一波三折。笔者考察世界城市化水平较高国家，联系中国的实践，在传统人口城市化三阶段理论基础上，提出并论证三阶段划分标准及其与S曲线变动相统一的范式。第一阶段为S曲线底部，城市化率在25.0%以下；第二阶段为S曲线挺起中部，城市化率在25.0%～65.0%；第三阶段为S曲线顶部，城市化率在65.0%以上。这三个阶段推进、升级演变的基本特征是：第一阶段城市化率提升缓慢，推进方式以小城镇为主；第二阶段城市化驶入快车道，推进方式过渡到以大城市为主；第三阶段城市化率处于减速推进和徘徊状态，大城市中心区人口呈外迁趋势。中国人口城市化经历1949～1960年快速增长、1960～1980年20年徘徊振荡、1980年以来加速增长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与三阶段范式相交叉。如以三阶段S曲线范式衡量，1949～1987年为S曲线底部，城市化率由10.64%提升到25.32%，提升14.68个百分点，年平均提升0.39个百分点。1987年步入城市化S曲线中部挺直阶段，至2015年城市化率提升至56.10%，比1987年提升30.78个百分点，年平均提升1.10个百分点。这一提升速度，为第一阶段年平均提升速度的2.82倍。
中国城市化驶入快车道，应“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有其必然性。然而，激流勇进、大浪淘沙，进入21世纪以来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带来诸多严重问题。一曰城市化推进速度过快，城大市小矛盾突出。进入第二阶段以后，城市化率年平均提升超过1.10个百分点，已经掺杂着某种主观人为因素，特别是将城市化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表现更为明显。如2008年追加的4万亿元投资，城市化成为投资“铁公鸡（基）”第一大户，拉动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力量，致使空城、鬼城不断涌现，虚张严重。二曰土地城市化超前，人口城市化滞后。1990～2012年，全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由11608平方公里增加到45751平方公里，增长2.9倍，年平均增长6.4%。
改革的思路，是沿着城乡协同发展的方向推进。这是与以牺牲农村和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城市化的最大的区别，也是改革和规避城市化“拉美陷阱”应有的遵循。从实际出发，一要正视当前城市化进程中自身存在的问题，纠正城大市小、城多市少，甚至有城无市弊病。“城镇化”抽象掉“城市化”中的“市”，使这一概念失去“市”这个核心内涵的支撑，是概念内涵缺位的一种误导。在外延上，则失去“市”对城镇规模、地理地缘界限的自然约束，变成可以由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东西。在实践中，将“市”从城市化中抽象掉，变成城归城、镇归镇、市归市，城、镇可以不依赖“市”而单独存在和发展，“市”亦可以不依托城镇而天马行空，这就混淆了正常的城市化与人为造城的界限。甚至出现为城镇化而城镇化，先造城镇、后兴市“倒过来”的城镇化。
二要解决农转非过程中城乡关系出现的新问题，变进城农民为市民。这是城市化或早或迟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越早解决，收效越大、越主动；越晚解决，收效越小，越被动。结合我国实际，避免重蹈拉美城市化陷阱覆辙的有效办法，最主要的一条是使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真正融入城市，变为同原有居民一样的新城市居民。具体建议如下。其一，给进城农民同市民一样的地位和权利。目前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所受限制有所减少，但是许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还是设置着一道道门槛，在就业、购房、农民工子女入学等问题上设置障碍，很容易使进城务工农民被边缘化。其二，给农民工更多的居住和就业的机会。居住和劳动就业是农民工进城最基本的两大需求，解决得怎样直接关系到能否真正融入城市，这也是防范城市化落入拉美陷阱的关键，提高城市化质量重要的一环。当前，由于一般农民工文化教育素质较低，没有受过专门的技术训练，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城市在出现有活儿无人干“民工荒”的同时，也出现农民工进城无活儿可干的尴尬局面。要把吸纳农民工就业放在恰当位置，通过职业培训等方式，尽力多创造一些就业机会。其三，为农民工来去自由开辟绿色通道。在城市化过程中要尽量少占用耕地，为进城农民保留一段时间自家的责任田。一旦他们在城里无法生存下去，还可以打道回府，重操农田旧业，保持一定期间内的来去自由。对那些失地的农民，一要给予合理的补偿，不能采取不等价交换剥夺农民种田的自由和权利；二要安排好失地农民的就业，确保失地农民在城里有较稳定的就业岗位和收入。其四，把农民工生产生活纳入城市发展规划。促进城乡协同发展，就要将农民工在城市的劳动就业、住房建设、学校教育、文化生活、社区管理等纳入城市建设规划。政府在组织规划实施时，还应向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属做出必要的政策倾斜，使他们分享城市建设的成果，坚定他们融入城市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的信心，促使他们成为合格的市民。其五，加强转移农民流出地的新农村建设。中国城市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城市化过程中不忘记农村，大力推动农业的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城市化。即使如此，还是出现了不少发展不同步、不协调问题。特别是大批农民工进城，留下“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年人口，发生农村留守人口年龄、性别结构严重失衡问题；随着转移农业人口进入城镇不断增加，农村流出地出现大片荒芜、半荒芜的耕地，保留或集中起来的新旧宅基地无人居住，即土地“空心化”问题；农村土地流转规模如何适度，如何坚持自愿原则，监管体制如何建立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城市化加速推进关系密切，必须寻求改革之策。本书就一些地方的实践，提出某些建议和决策选择，纳入新农村建设统筹解决。
第五部分，出生性别比缓慢下降趋势——走现代男女平等发展之路。1927年，美国作家E.M.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发表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如今将近90年过去，不期小说中描写的某些情景真的出现了，亚洲男性多出女性将近1亿人！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一个时期以来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引起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
国际社会一般将出生性别比称之为第二性别比，因为在此之前，有生命的胎儿在母亲腹中已经形成性别，称之为第一性别比。出生性别比要以活产婴儿为准计算，正常值在105±2，即103～107之间。从历史上观察，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大致维持在正常值较高水平。新中国成立后30年，出生性别比有所下降，一些年份曾经达到或者接近105标准值。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变化，超出正常值上限并呈持续攀升态势，2010年上升到121.21，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高出生性别比国家之一。此后出现微降趋势，2014年下降到115.88。
出生性别比升高，主要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为男女性别失衡，男性过剩对婚姻、家庭的直接冲击。以1990年与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比较，0～19岁人口组群性别比由107.61升高到114.84，升高7.23个基点；男性多出女性由15868099人，增加到22186941人，净增6318842人。这在婚姻家庭关系上，已经有所表现：离婚率由1990年0.6%上升到2010年1.4%，升高0.8个百分点；家庭户均人口由3.96人缩小到3.1人，减少0.86人；1人户占比由6.7%上升到14.5%，升高7.8个百分点。这些都是出生性别比连续升高后，剩男累进增加在婚姻和家庭上折射出的效应。二为性别比升高对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形成的间接冲击。主要是：对妇女权益的冲击，尤其是性侵犯对妇女生理、心理上的伤害；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包括对婚姻、生育、就业、教育等法律规范的侵害；对文化的冲击，主要指对性别平等文化的损害，卖淫、嫖娼等向社会输送的负能量，给精神文明建设带来的危害等。
治理出生性别比升高，必须找准升高的原因，特别是找准与人口生育政策的关系，才能对症下药、事半功倍。对此，长期存在正相关、部分相关、无关论根本性分歧。笔者主张从实际出发，首先要厘清——支配出生性别比升高的观念或动机是什么、这种观念或动机形成的基础是什么、具体到20世纪80年代升高的关键或条件是什么——“三个什么”及其相互关系，才能做出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透视，得出正确的结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陡然升高，属于人为选择性质，因而受人们男性偏好观念影响，是不同意见均可接受的观点。那么男性偏好是怎样形成的呢？最主要的原因，当是孩子成本-效益的性别差异，男性孩子对父母的效益，尤其是传宗接代、养儿防老效益是女孩无法比拟的。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无疑，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尤其是农村独女户可以生育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起到关键的作用。对此，第二孩次出生性别比骤然升高，是有力的佐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固然要继续大力推行男女平等的改革，从根本上改变孩子成本-效益有利于男性的倾斜是基础；无奈这是一个难度极大、耗时旷日持久移风易俗的改革，并且要由实践做出证实的历史过程。治理出生性别比升高需要这样的基础性改革，这是没有疑义的，然而面对出生性别比累进增高的态势，将治理的基本点和重点放在这样的基础上“标本兼治”并强调这是治本之道，因而将其他改革放在次要地位，这是贻误战机，造成的后果也是严重的。因此，治理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当务之急，是结合生育政策调整告别以性别画线、农村独女户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恰在本书即将完成之际，《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公布，“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应声而出，多年堵塞出生性别比下降的通道终于被打通，向正常值回归也就有了希望。另一项政策和举措，是加强非医学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人工流产的监管。当下，除鉴别和确认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人工流产存在一定困难外，赴境外或国外进行性别鉴定和人工流产，甚至利用生物工程技术“定制”所要性别胎儿，正悄然流行。因而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运用公开惩治腐败的做法和经验，抓住典型案例公开曝光，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传播和监督作用；集中查办一批非医学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人工流产案件，依法对当事人、非医学胎儿性别鉴定进行人工流产的相关人员、政府和相关部门责任人进行大张旗鼓的处理，在一定期间内形成足够强大的震慑力量，起到应有的警示作用；同时也不要忘记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让违法者现身说法。要让全体人民群众懂得：正常的出生性别比受国家法律保护，非法的做法一定要受到惩处。以提高敬畏法律、遵守法规、依法生育意识，按照法律规范行事。
第六部分，人口素质不断提升趋势——走科教兴国创新之路。30多年前，笔者在主持并主撰《2000年的中国》首篇研究报告《2000年中国的人口与就业》时，提出并阐发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于一体，当前以数量控制为重点的人口发展战略。之所以强调“当前以数量控制为重点”，是因为重点要随着人口形势的改变而转移，现在重点应转向人口素质的全面提升，特别是人口结构的合理调整上来。
何谓人口素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认识并不统一。一般讲素质，指的是事物本来的性质。将其加在人口后面组成新的词组，解释为人口本来的性质，就有些使人费解了。笔者认为，人口素质可用人口素养+质量组合到一起，构成新的内涵和外延词组诠释。素养，即日常的修养，指对相关知识的了解、运用和形成的行为规范，包括健康、思想、品德、教育、文化、文明素养等。质量，指物体中所含物质的量，推而广之，指事物优劣的程度。人口素质，指由体能和健康组成的体能健康素质，是由受教育、科技水平组成的智能科教素质，由思想、品德、文化等的修养组成的素养文明素质三部分组成并整合到一起达到的量值。新中国成立66年来，人口素质三个组成部分均获得大幅度提升。但是，不同时期提升的重点和速度有所不同，“文革”十年则出现历史性的大倒退。改革开放以来提升加速，尤以智能科教素质提升最为显著，这同发展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密切相关。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统领发展全局新的历史时期，全面提升人口素质的时代已经到来。三个组成部分构成统一的整体，体能健康素质是基础，智能科教素质是关键，素养文明素质是保证。三者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全面提升人口素质，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应有的诉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不可或缺的内涵，21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基本的人才保证，人口发展战略重点转移必要的承接。应当适时地提出并实施全面提升人口素质发展方略，采取得力措施向前推进。
推进要从实际出发，突出改革重点，走科教兴国创新之路。人口素质三个组成部分所属领域不同，分管的部门不同，改革的指向、要求和目标也各自有别，需要有各自不同的改革方案和行动计划。就宏观而论，体制改革当是三者共同的出发点和重点，特别是打破“应试”式的体制机制改革。科教兴国是改革开放以后提出较早的一大发展战略，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实施科教兴国发展战略，科技是关键，基础在教育，因而打破“应试”式体制机制改革势在必行。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一炮打响，起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功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高考”在不知不觉中竟然走上“应试”式教育轨道。过于强调书本知识，教师照本宣科地讲授，学生通过考试再将书本知识返回给教师；独立思考、学以致用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发生如同“钱学森之问”所讲的问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一考定终身”道出“应试”式教育谜底。“高考工厂”“高考军营”式中学不断出现，以高升学率特别是高重点高校考取率论英雄。立德树人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宗旨很难落实。科研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现行科研体制机制规定，科研人员晋升专业职称、职务，必须主持或作为主要成员参加国家课题、省部级课题，在权威刊物、一级刊物、核心刊物发表规定数量的论文、报告，于是研究人员千方百计申请课题、做课题、发表成果、结项鉴定，对于自己感兴趣、有专长的学科和问题，却无暇下功夫深入钻研，因而“冒”不出杰出人才。体育作为人口体能健康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过去“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宗旨被淡化了，运动员在颇大程度上为金牌、冠军而战，大众也以金牌、冠军多少论英雄。近年来政府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求提升人口素养和文明素质，然而许多努力收效并不显著，在“应试”式教育面前显得有些苍白无力。凡此种种说明，不仅提升人口智能科教素质需要打破“应试”教育，而且提升人口体能健康素质、提升人口素养文明素质，也需要打破“应试”式体制机制。改革的方向，就是遵循人口素质三要素发展的客观规律，建立起促进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人口素质全面提升的体制机制。
第七部分，人口生育政策逐步放开趋势——走中国式“家庭计划”之路。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远在人类社会早期便出现了生殖崇拜。这种观念传承下来并被纳入儒家学说和行为规范，历经两千多年的封建洗礼，形成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生育观念和生育文化，并在人口生育政策上得到体现。政策分为直接的和间接的两种。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间接的人口生育政策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人口生育政策更多地体现在土地、税收、婚姻、家族、职业、户籍、统计等相关规定中，鼓励人们多生多育是主旋律。尽管从春秋战国起就有韩非等反主流声音存在，但是从“小国寡民”到清朝洪亮吉和汪士铎，以及20世纪前期社会学派人口节制主义，两千多年始终未能成为主流，只是主流政策奔腾而下荡起的一圈圈涟漪而已。近代改良派、革命派涉猎人口问题和人口政策时，曾对传统人口观做出某些修正，不过大都没有脱离“多子多福”传统思想束缚，未能跳出人口庶众圈子。
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人口生育政策存在与理论不完全对称的情况。理论上，承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口不断迅速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教条，为政策导向立出一根标杆。政策上从不明确到逐渐明确，实际上曲折地逐步推出控制人口增长和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理论上，20世纪50年代有社会学派人口节制主义再起，更重要的是马寅初先生发表了颇有影响的《新人口论》，然而这些控制人口、节制生育的理论和主张均遭到批判，人口越多—劳动力越多—发展越快成为正统的理论教条。政策上，50年代不明确，60年代中后期受“文革”冲击陷入无政府主义，70年代控制人口增长和相应的政策陆续出台并逐步升级。正是在这种理论与实践不对称趋于尖锐情况下，1978年岁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给包括人口科学在内的科学发展送来“春天”，人口理论拨乱反正和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政策应运而生，从严控制人口增长就此展开。
人口理论拨乱反正，剑指“人口不断迅速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教条，突破口是为马寅初《新人口论》翻案。因为不为马寅初《新人口论》翻案，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问题的性质便是一潭浊水，人口越多越好论便不能消除，人口理论拨乱反正就是一句空话。对此，笔者深有体会。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为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翻案》一文发表后，从中央国家机关到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到某些基层实际部门，邀请笔者前去做学术报告者纷至沓来，着实掀起一股人口理论和人口问题研究热。紧接着，中央召开人口问题座谈会，中国人口政策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80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连续召开5次人口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国家机关相关部门部长、副部长等领导同志25人，神经、妇产等领域的自然科学家19人，人口、经济、社会等领域的社会科学家19人，总共63人。会议先后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和人民大会堂举行，最后在中南海勤政殿讨论向书记处呈递的《报告》。受会议委托，本人担负向中央书记处起草报告的任务，5月初正式完成《关于人口座谈会情况的报告》，包括主报告和五个附件。
《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并强调这是解决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报告》综合出席会议同志的讨论意见，共同认为，当前我国存在的人口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赞同出台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政策。
第二部分，是关于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若干问题的讨论。这是报告的重点，分为六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劳动力和被抚养人口问题。有人担心提倡生育一个孩子会因为人口老龄化出现劳动力和“兵源”不足，被抚养人口增多，甚至出现两个劳动力养活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即所谓“421”代际结构问题。二是关于人口质量问题。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要特别注意提高人口质量，大力开展优生、优育、优教。三是关于设立老年人社会保险问题。这是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妥善解决退休、养老、照料服务，可以从根本上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四是关于子女的教育问题。独生子女父母溺爱，容易娇生惯养，占比增高后教育问题值得引起重视。独生子女犯罪率是不是会比较高，现在尚无充分的根据，需要予以关注。五是关于避孕方法和器具问题。认为必须加强避孕方法和避孕器具的研究，生产更安全、可靠、简便、高效的药具，并提倡男性绝育。六是关于男女性别比问题。提醒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以后，一些人受到子嗣思想影响，溺女婴、弃女婴，此点值得重视，并应在法律上加以禁止。《报告》对这六个方面的问题，依据座谈会讨论的情况和进行调查论证的结果，分别做出阐释。总的指导思想和结论是：大力控制人口增长，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势在必行；提倡生育一个孩子以后，劳动力、老龄化、代际关系、性别比等问题将会不同程度地显现，应未雨绸缪、及早应对；原则是：既要使人口增长受到有效控制，又要使上述各种问题不致过于严重，即采取“两利取其重、两害取其轻”原则，权衡轻重缓急，统筹解决。问题的关键在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时间多长为宜。时间过短，如三年五载以后旋即中止，虽然也会收到一些效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效果会逐步淡化消失；时间过长——当时有人提议生育一个孩子搞上50年、80年也不为过——劳动力短缺、老龄化过于严重等问题将会异常突出，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将会过于沉重。多长时间为宜？形成的共识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即25年左右，最多不超过30年。这样既可以有效控制人口增长（因为控制了一代的人生育率，便控制了下一代做父母的人口数量，因而可以起到有效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目的），又可防止劳动力短缺、老龄化过于严重等情况的发生，将负面影响控制在合理范畴之内。因此，25～30年之后，提倡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即应进行调整，实行新的旨在放宽取向的人口生育政策。
第三部分，几点建议。《报告》提出加强宣传教育、尽快颁布计划生育法、成立人口委员会、实行老年人社会保险、做好妇女保健和儿童教养、落实独生子女奖励等建议。
人口生育政策的贯彻实施取得预期效果，1991年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人口增长势能受到有效控制。同时，原来预计可能出现的劳动力供给、老龄化、家庭代际结构、出生性别比等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然而对这些问题的应对准备不足，生育政策调整也渺无声息。在这种情况下，2009年笔者在《人民日报》发表《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一文，力主适时进行人口政策调整，指出这是恢复初衷、兑现提倡生育一个孩子政策出台时的承诺，而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提出“双独生二”“一独生二”“限三生二”三项政策调整建议。所幸，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可生育两个孩子；2015年中央关于“十三五”发展规划建议，提出放开二孩政策，人口生育政策调整终于落了地。笔者认为，放开二孩政策出台，标志着我国人口政策已从原来提倡生育一个孩子转变到生育两个孩子，是带有根本性质的调整。由此，中国式家庭计划已经启动，迈出与国际社会接轨具有决定性的一步。
第八部分，生态文明发展趋势——走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之路。《大国之路——21世纪中国人口与发展宏观》一书落脚到哪里？落脚到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上。一部400多万年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文明发生、发展和不断转换升级的历史。经济时代的划分依据生产工具的性质决定，如此可将“四大文明”与“三大工具”联系起来、结合起来，解读为：手工工具对应的是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机器工具对应的是工业文明，智力工具对应的是现代生态文明。以人类控制系统与自然控制系统两大系统博弈而论，原始文明是自然控制系统的一统天下，人类控制系统受制于自然控制系统，表现为适应、顺从自然控制系统。究其原因，一是人口数量稀少，地球上第一批由猿进化到人的数量，估计在5000万左右；二是生产工具十分简陋，只有简单的石块、木棒一类。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显得相当渺小，不得不听命于自然界的摆布。农业文明打破自然控制系统的垄断性质，人口增加许多，至18世纪中叶产业革命发生前，世界人口约为7.5亿；铁制生产工具普遍应用，人类体能的延长、外在化和物质化获得长足进步。不过手工工具的进步终归有限，人类控制系统还不能与自然控制系统抗衡，在颇大程度上还要听命于自然控制系统。工业文明使机器大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生产工具和武器作为人类体能外在化和物质化的结晶，功能和作用神奇般增强起来。火箭飞天，蛟龙入海，核聚变产生的巨大能量足以将地球炸毁N次，骄傲的人类终于喊出“战胜自然”“征服自然”一类不知天高地厚的口号，想将自然控制系统置于人类控制系统之下，干了许多损人（自然）而不利己（人类）的事情。“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是适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损害到自然界，自然界便以同样的手段报复了人类。毁坏森林、草场、湖泊、沼泽地并将其开垦为农田，不仅使自然生态系统的天然屏障遭受破坏，而且引发动植物数量和种类的急剧减少，撕裂了生物多样性循环的链条。更重要的是铺天盖地而来的工业化立体式推进，迅速地消耗着地上、地下的物质资源，造成资源的匮泛和枯竭；大气、水质、土壤等的污染日趋严重，直接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生存，使发展变得不可持续。于是1972年联合国环境会议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便受到各国的普遍关注和响应，其后一系列国际会议做出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的决议、决定、决策，签订了一项又一项的议定书、行动计划、框架公约等，使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成为人类的共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宣布并开始实施他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行动计划。
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人口最多、发展最为迅速的发展中大国，伴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大国的形象也日渐显现、挥之不去。尽管中国履行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做出的承诺，于1994率先推出《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20多年来认真践行并取得明显成绩，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经济结构不合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益如影随形，直到现在资源海量消耗尚未达顶峰、环境破坏逼近极限，给社会经济发展出了两道最大的难题。这也迫使人们从高速经济增长中清醒过来：人类控制系统并不是万能的，只有与自然控制系统携起手来，走共生、共长、共荣的路子才有明天、才有出路。
从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如何才能走出人与自然共生、共长、共荣的可持续发之路？笔者以为，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并努力践行生态系统论、智力工具论和全方位适度人口论。
坚持并践行生态系统论。沿着历史发展的足迹，可以说，生态文明是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尤其是工业文明的概括和总结，同时给出未来文明的走向、趋势和特点，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终极意义。坚持生态系统论，要在价值取向上，实现由片面发展到和谐发展的转变。原始文明建立在人类直接利用自然界有用物资作为生活资料上面；农业文明不再以自然界提供现成食物等为主要来源，价值取向发生向以发展为主的转变；工业文明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工具性质的改变，市场经济规则通行天下，价值取向集中到产值、利润最大化上来。如此，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在价值取向上都特别看重“发展”，因为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实现期望的价值取向。而且，这样的发展以自然资源的无限供给为前提，从不顾及或很少顾及发展的后果和影响。现代生态文明也要发展，但要的是通盘考虑发展的前因后果，是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发展为主要价值取向的发展。摒弃以产量、产值最大化为目标，以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损害当代人健康和后代人发展能力的“发展”。当大气污染严重、PM2.5含量达到四级、五级的时候，人们连呼吸新鲜空气的自由都被剥夺了，还要GDP干什么？利润最大化又有何用？价值取向改变了，生态文明建设也就有了希望。
坚持并践行智力工具论。智力工具对应现代生态文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完成由传统工业化机器工具到现代化智力工具的转变和升级。机器大工业千百倍地延长了人的手臂、增强了人的腿脚的功能，使人类空前强大地在自然界面前站立起来，滋长起人类“战胜自然”的幻想和行动，结果遭到大自然的强烈报复，迫使人类改变对大自然的强取豪夺，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内涵式扩大再生产发展道路。内涵式扩大再生产，核心是发展由工业化以产出资本驱动为主，转变到现代化以人力资本驱动为主。就当前我国发展实际而论，主要是：由以增加活劳动数量为主，转变到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益粗放型发展方式，转变到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高效益集约型发展方式；产品质量和结构由以中低端为主，转变到以中高端为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掀起的以微电子技术为前导的新技术革命，当前已经推进到以生命科学为主导学科的新阶段。建立在微电子技术基础上的互联网，以“互联网+”新姿态脱颖而出，将智力工具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既给生产工具插上新的翅膀，增强了人类控制系统的能力；也给人类尊重、顺应、协调人类控制系统与自然控制系统提供了科学思维和技术手段。新技术使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然生态控制系统运行的规律，为人类提供更科学的方法论和应用技术，推进人类与自然界相顺应、相协调、相适应的发展。坚持智力工具论，加快机器工具向智力工具转变，这对推动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前行，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坚持并践行全方位适度人口论。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需要从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两个方面同时入手，寻求相应的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对于人口多基本国情没有根本改变的中国来说，人口发展战略显得尤为重要。笔者始终坚持“三步走”人口发展战略。第一步，实施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相结合，以数量控制为重点的战略。主要目标是将高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着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的转变。第二步，在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至人口零增长即“后人口转变”期间，继续实行“控制”“提高”“调整”相结合方针，逐步由以人口数量控制为主转变到以人口素质提高，尤其是结构调整为主上来；协调人口变动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第三步，人口零增长以后，由于惯性作用，人口数量将呈一定程度的减少趋势，依据届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资源、环境状况，做出全方位适度人口抉择。所谓全方位适度人口，不仅指人口数量是适当的，而且素质也是比较高的，年龄、性别、城乡、地域分布等的结构是合理的，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是协调的，构成支撑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组成部分。1991年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标志着人口发展战略由第一步跨入第二步。第二步可持续到2030年人口零增长前后，之后转入第三步，完成的时间可能要更长一些。
坚持并践行全方位适度人口论，走好人口发展战略第二步，提升人口素质是永恒的话题，调整人口年龄、性别、城乡和地域分布结构是重点，对此本书前面已经做出一些论述。当前，在还要不要进行人口数量控制的问题上，出现较大甚至是根本性分歧。随着人口生育政策调整和战略重点转移逐步明确，国内外有一股反对的声音提高了调门儿，声称要保住“第一人口大国”桂冠、取消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甚至对主张控制人口增长者进行辱骂和人格侮辱，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面孔。本书这部分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性认识与实际感受相结合上，通过深入一步的分析，解答了中国人口“少了”还是“多了”、应该实行众民主义还是节制主义、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是进行必需的政策调整还是全盘扬弃等问题并对人口作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相统一、当今全国人口增长到13.75亿和未来变动趋势做出阐释：2014年中国人口密度145（人/平方公里），为世界的258.9%；人均耕地面积，为世界的33.5%；人均森林面积，为世界的13.0%；人均草原面积，为世界的50.0%；人均淡水拥有量，为世界的31.9%；人均领海面积，为世界的10.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美元/人），为世界的70.3%。至于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铁、锰、铜等重要矿产资源，总量和人均拥有量均大幅度下降，资源短缺加剧显现，许多不得不主要依赖进口。大气、水、土壤和噪声污染上升势头仍在继续，已经逼近生态允许上限。
田雪原
2016年 于文星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