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老“计生”啦。20世纪70年代初，按照周恩来总理建议，在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期间讨论了计划生育工作，会后，1971年7月8日，国务院转发了由卫生部军管会、商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送报的《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并由国务院批转。报告确定了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指标，提出了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几项主要措施。其中有一条是，卫生部门要在现有编制内设一个小的办事机构。为此，卫生部门有一批人被陆续调到计划生育部门工作了。当时我正在河北省武安县卫生局工作，也从武安县卫生局调到武安县计划生育办公室工作。再后来，我先后被调到河北省计生委、天津市计生委工作，直到2004年退休，一干就是30多年，一直从事计划生育工作，没改过行。

计划生育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被称为“天下第一难”的工作，真是费了老劲了。党中央、国务院多次下发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文件，有10多年，每年在召开“两会”期间，都要召开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省份党政一把手都要参加，党和政府将控制人口增长指标纳入国家计划，制定了生育政策，将计划生育列入国家的根本大法。1980年党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把实行计划生育确立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要求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层层签订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好多部门都羡慕我们计划生育部门，领导重视、工作力度大。实际上，上至各级领导，下至基层干部，包括广大育龄群众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代价。成绩是明显的，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当时衡量计划生育工作成效的有两个重要指标，一个是人口出生率，另一个是计划生育率。而且有一种错误看法，认为人口出生率越低越好，而且还要逐年下降，计划生育率越高越好，而且还要逐年上升。在这种背景下，违背人口规律的指标随之而来，弄虚作假、统计不实成了常见病、多发病，以行政干预为主的工作方法和强制性手段致使干群关系日趋紧张。

实际上，人口出生率不可能逐年下降，计划生育率也不可能无限制上升。计划生育走到这一步，后面的路怎么走，成为计划生育实际工作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就在这时，1995年，国家计生委规划统计司司长张二力开始筹备优质服务试点的选点工作，听说这一消息后，我很兴奋，很希望天津市和平区能成为试点，在国家指导下探索出一条新路来。但终因试点区县名额有限（第一批只有6个区县），没能如愿，情急之下，冒出一句“不带我玩儿，我自己玩儿”的话来。虽然是句玩笑话，却引起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项目办的重视，1997年天津市和平区被选为第二批试点区县，我也加入了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项目办的专家组，一直参与“管理与评估改革”课题组活动，受益不少。

在探索计划生育管理与评估改革时，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在管理的首要环节——制订工作计划上，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依据什么制订工作计划？为此，我们做了一个问卷调查，根据制订工作计划的依据，设计了11个要素，要求被调查的5个试点区县按照自己的实际，对11个要素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结果被调查的5个区县惊人的一致，把“人口目标”“上级要求”“本级政府要求”排在前三位。而“群众需求”都没有被放在重要的位置，2个区县把它放在第六位，2个区县把它放在第七位，1个区县把它放在第十位。

国家计生委在启动优质服务试点时强调，优质服务的根本目的是满足群众在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方面的需求。为此，必须树立“以人为本，以群众需求为中心”的理念。制订工作计划，首先必须把握群众的需求，了解群众在想什么，需要什么，如何才能使群众满意。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关注怎么把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尽快降下来，重点是人口出生率和计划生育率，而且对指标的制订存在误区。很多地方计划生育率的实际水平在60%～70%，可有的地方急于求成，有的地方盲目攀比，把计划生育率定在80%以上，甚至90%以上。而且年终按此考核，兑现奖惩。考核是个“指挥棒”，各项工作都要围着“指挥棒”转，年初定计划，计划生育率是硬指标，基层干部一年到头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可能影响计划生育率的计划外怀孕的人身上。尽管如此，追了一年的“大肚子”，忙乎了一年，年底也未必能完成人口计划。完不成人口计划是要挨批的，甚至是要丢“乌纱帽”的，所以，出现弄虚作假、虚报、瞒报增多的局面也就可想而知了。年底考核时，有的人还跟我保证说：“王主任，您放心，我们宁肯丢掉‘乌纱帽’，也不说一句瞎话。”我说：“谁也不想丢掉‘乌纱帽’，应该改成‘实实在在上水平，不用说一句假话’才对。”现在还要加上一句，盲目追求高指标，脱离实际，互相攀比，害人害己。计划外怀孕终究是少数人，把主要精力放在少数人身上，反而忽略了为认真执行计划生育的大多数人服务。

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两个转变”的提出，标志着以人口控制为中心的计划生育开始转向以服务对象为中心，也就是说以单纯完成人口计划、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工作应该过渡到为育龄群众提供全面、优质服务的轨道上来。必须从围着“数”转，转变到围着“人”转、围着“人的需求”转。

围着“人的需求”转，就不能单纯把育龄群众作为管理对象，而应该作为服务对象。这是个管理理念问题。当时有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有个区计生委主任带领一个检查组到基层检查避孕节育措施的落实情况，进村后，村干部用大喇叭广播招呼育龄妇女到村活动室接受检查，有位妇女进门后随意说了句：“不是前两天刚检查完了吗，怎么大喇叭又喊呀！”在场的一名村干部听后不乐意地说：“你哪儿那么多事，叫你来，你就得来，叫你什么时候来，你就得什么时候来。”这引起了我们这位区计生委主任的反思，他向我讲述了这件事并问我：“这个村干部这么说对吗？”我听了之后很高兴，这事儿反思得好！说明我们的干部观念在转变。

围着“人的需求”转，就是以服务对象为中心，为满足他们的需求开展服务，而不是从管理的需要出发搞服务，用管理的方式开展服务。当时有个地方宣传教育搞得很认真，建立了培训教育制度。我们和老百姓座谈，征求他们还有什么意见，他们说这样的培训课他们都听了好多遍了，不听了行吗，最反感的是，每次听了课还得考试。通过座谈了解到，有的村规定，听课要记考勤，缺勤扣分，考试有要求，必须达到多少分。这不就是为了管理搞服务，用管理的方式开展服务吗？搞优质服务，这样的培训教育就得改。讲大课、集中培训的方法可以搞，但培训什么内容、采取什么讲授方式、授课人和育龄群众如何互动，事前都应该有周到细致的考虑，应该避免一个人讲大家听和考试记分的方式。最好的办法还是一对一地讲解，以单个咨询的方式，有的放矢地解决育龄群众遇到的问题。不少地方这样改了以后，很受群众欢迎。

以服务对象为中心，必须牢记育龄群众是计划生育的主人，作为管理者考虑更多的应该是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而不是为育龄群众制定各种行为规范。知情选择是开展优质服务的核心内容，但一些地方怕避孕节育措施不落实，人口失控，制定了一些制约措施，如交押金、签协议、写保证书、找担保人。开展知情选择群众是欢迎的，但如果又增加了一些制约措施，就回到老路上去了。反倒是应该为管理者制定好行为规范，作为管理者和技术服务人员应该思考怎么做才能保证育龄群众在真正知情的基础上自主地选择适合自己的避孕措施。

以人为本，以服务对象为中心，必须充分尊重和维护广大育龄群众的合法权益，保护好他们的隐私。在开展优质服务以前，我们往往忽视群众的合法权益，侵权的事时有发生，群众的隐私也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建立“悄悄话室”是开展优质服务以后出现的新事物，本意是为育龄妇女和服务人员倾谈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但使用效果并不理想，建立“悄悄话室”仅仅成为开展优质服务的一个标志。咨询室内往往是挤着一群人，反而让有些想说的话难以启齿，何谈保护隐私。村务公开是实行民主监督的好办法，但公开什么、如何公开要认真研究。有的地方把育龄妇女的避孕节育措施公开上墙。有位育龄妇女避孕方法采用体外排精法，公开上墙后，小孩子们见她就喊“×××体外排精”，弄得她特别尴尬。所以避孕节育措施上墙真不是个好办法，这是开展优质服务之前，从管理的需要出发，让管理者看的、让领导看的。开展优质服务以后，很少有地方再搞这种公开上墙了。

实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转变，关键是观念的转变。优质服务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建立这种理念的基础是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应该“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以优质的服务来赢得群众的拥护，使他们高兴和满意。而且要把优质服务的理念贯穿到管理的全过程，将群众满不满意作为衡量我们工作的唯一标准。

在开展优质服务以前，对计划生育工作的评估考核是和目标管理责任制挂钩的，当然，也是和奖惩紧密挂钩的，因此，评估考核成为推动工作的“指挥棒”，往往造成考核什么就重视什么。因为评估考核关系领导荣辱升迁，关系“一票否决”，考核者与被考核者形成对立面，双方坐不到一条板凳上，考核氛围紧张，过分计较得分，问题不易暴露，数据容易虚假。另外，省、市、县、乡层层都要搞考核，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应付上级的考核，还要用层层考核保考核，接受上级考核前先要对下级考核一遍，心里才能踏实，结果是苦了最基层。而且，在认识上还有误区，认为工作年年有进展，指标就应该年年有提高，还有的地方为了确保完成上级的要求，加大“保险系数”，指标层层加码。在考核方法上的习惯做法是清点设备、问卷调查、核对数据、查验账卡，对考核结果注重横向比较、缺乏分类指导。关于评估考核存在的以上弊端成为我们改革路上的拦路虎。要改，但是要怎么改？正当我们为此发愁的时候，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项目办公室聘请的中外专家发挥了作用。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项目办公室为我们课题组聘请的外国专家有国际人口方案管理委员会执行主任萨迪亚博士，中方专家有国家计生委规划统计司司长张二力，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解振明。当解振明研究员了解到我们“管理与评估改革”课题组遇到难题以后，及时与张二力司长和萨迪亚博士研究如何帮助我们解决难题。可巧的是两位专家都给我们推荐了逻辑框架法，张司长从他弟弟张三力（清华大学教授）那里拿来了张三力编著的《项目后评价》一书，萨迪亚博士及时给我们课题组培训了逻辑框架法及其应用。既给我们解决了改革中的难题，又使我们增长了知识，真是受益匪浅。国家计生委这种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相结合组建课题组、搞试点的办法真是个好办法。关于逻辑框架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实践，对它的理解和认识越来越深了，后来，我们看到有的县、乡在制订计划、评估考核中都能很好地对这种方法加以应用。

逻辑框架法是国际组织常用的一种开发项目设计、编制工作计划和考核评估的工具，或者说是一种科学思维方法。它提供了一种综合、系统地研究和分析问题的思维框架，揭示了项目或工作的目标、效果、活动和投入保障等层次的纵向逻辑关系。同时，它又展示出各层次的具体内容、客观测量指标、测量手段、风险假设等横向逻辑关系。开始，我们对有些概念搞不太清楚，后来，在专家的指导下，通过实践摸索，才逐渐搞明白。在对逻辑框架法有了初步认识和基本了解后，我们就大胆实践，在应用中不断提高，练习得多了，我们和专家有了共识，逻辑框架法确实是个好方法。我们的体会是：在编制工作计划、进行评估考核和从事课题研究时运用这种逻辑思维方法，考虑问题会比较全面、比较周到，不容易漏掉一些细节；对各层次的关系比较清晰，做事情目标更明确；用这种方法把编制计划与评估考核紧密联系起来，不会再形成工作和考核两张皮，使评估考核真正成为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实现了评估考核的本来意义。

总之，开展优质服务使我们眼前豁然一亮，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新路子吗！这样干下去，群众欢迎，老百姓高兴，只是对我们计划生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还是我们常说的那句话，不仅要想服务，还要会服务、能服务。你觉得你的知识、能力和水平能适应开展优质服务的需要吗？如果不适应，那就赶紧缺什么补什么。你心里装着群众，你的付出就会换来群众的满意和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