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中西部地区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示范工程项目（以下简称中西部优质服务项目）对我而言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情。1999年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项目办公室在总结东部地区优质服务试点工作的成功经验后，建议在中西部地区开展优质服务的试点工作，以回答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能否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问题。建议一经提出，我就满口答应：“我们来承担优质服务向中西部地区拓展的试点项目。”

在中国中西部地区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利国利民，但也面临着巨大挑战。我特别看重的是，试点项目应当成为昆明医学院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机遇。它是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成功经验向中西部地区的拓展，本身就有很强的合作特质。当时，生殖健康优质服务在国际上也是很新的领域。我们学科点是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单位管理。1995～1997年，我们已和原卫生部国外贷款办密切合作，在世界银行与中国合作的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基本卫生服务项目中开展了若干工作，培养了一批研究生，我还带着自己的第一个研究生去世界银行进行了交流。中国东部地区优质服务项目的试点成功，在国际生殖健康圈子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个项目的开展是名副其实的破冰之旅，困难之大可想而知。但是项目组用既生动又朴实的语言，把最复杂的优质服务和管理当中的深奥道理表达出来并深入人心。比如，“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再比如，“想服务、会服务、能服务”，堪称管理科学当中的成功典范，使我们学科点激动、着迷。当时，国内大多数人认为，计划生育在中国是一项国策，只要按规定做就行了，无非就是要求老百姓按政策规定去执行计划生育，谈什么优质服务呢？对此，我却有不同的看法。参加中西部优质服务项目可以说是一个契机，将给我们昆明医学院的硕士学位点带来新鲜空气。

早在1992年，我在剑桥大学留学期间，在大学图书馆发现了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生殖健康双年度报告。从那时起，我就一直跟踪全球生殖健康动态。1995～1998年，我在泰国玛希隆大学（Mahidol University）做教授时，也曾为研究生讲授过生殖健康优质服务的概念和方法，却一直没有发现中国自己的案例。当时，国家计生委已经在中国东部发达地区部分区县成功进行了试点，并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这令我欣喜不已。而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中西部地区计划生育工作基础差、条件艰苦，能不能也像东部地区那样，做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呢？这是摆在实际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面前的一道难题。我所在的云南省生育健康研究会和昆明医学院健康研究所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生殖健康全球培训中心之一，我们当然责无旁贷，理应参与这项伟大实践。同时，这也是对我们学科建设的重大检验：理论接不接地气？懂不懂中国的实际？

说到学科建设，我不禁回想起自己留学回国的一幕。1993年年初，我从剑桥大学回国，当时的国家教委给了我一个机会：申请回国留学人员科研启动经费。记得我是在大年初三登上回国航班的，那时回国的人非常少。我国驻英使馆还派了一部车送我到机场，使我感到特别温暖。顺便说，这是我第一次坐上高档奔驰车，作为老知青的我终生难忘。回国后，我立即向国家教委申请了科研启动经费。当时我就提出要回到西南边陲昆明，做一个学科建设的科研课题。在远离首都的云南边疆进行学科建设，谈何容易。但我一直相信，只要用心做事，路是人走出来的。

经过几年时间，我们组建了一支精干的师资团队。其中的老、中、青教师来自不同院校，包括上海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华西医科大学等。在云南边疆要组建这样的团队很少见，也很不容易。同时，我们注重国际合作，在实际项目中培养品学兼优的人才。昆明医学院地处边疆，整个学校的实力单薄，大部分研究生来自本地一般院校。而我们的学科点却能够招收到来自国内知名院校的优秀学生。如果没有高起点的科研课题，显然就会耽误这些有远大理想的年轻人。中西部优质服务项目是一个和实际紧密结合的国家项目，需要解决一系列难题，我们学科点算是“瞌睡碰到了枕头”。

面对中西部优质服务项目的巨大挑战，我们学科点还真是胸有成竹。首先，我们的师资队伍里已经有两位计划生育部门的退休老处长，积累了丰富经验。其次，学科点与政府部门，特别是云南省计生委一直保持着密切合作与联系。再次，研究生队伍经过理论学习，对项目的实际操作早已摩拳擦掌，干劲十足。最后，学科建设就是有问题必须解决、有挑战必须应对，才能把压力变为学科发展的动力。

说到两位老处长，那就得从2000年的一件小事说起。一天深夜，我突然得知云南省计生委的两位同志刘湘源和熊源发提前退休了。我连夜打电话过去，诚心邀请老朋友加盟云南省生育健康研究会，为这个民间组织争取到了两位得力骨干。他们在政府计划生育部门工作多年，熟悉基层，更了解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优势和弊病。云南省原计生委科技处处长熊源发负责的部门一直和我们医学院有着密切的联系。1993年我回国后，与哈佛大学及上海医科大学合作的第一个生殖健康研究项目就得到了时任云南省计生委主任吴坤仪的首肯，以及科技处的大力支持。通过研究项目，我认识了科技处的一大批朋友，特别是和熊处长有着密切合作，他的敬业精神和严谨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云南省原计生委办公室主任刘湘源则是我在昆明医学院干部培训班最早的学员之一。1971年，我作为知青从农村回到城市做了工人。好事连连，国家恢复了高考，1978年我考到上海读了大学。1982年，我毕业后被分配到昆明医学院任教。我的第一批学员中有不少自己的同龄人，刘湘源处长便是其中之一。他从湖南来到云南边疆，从部队转业走入地方，在医院做过领导，最后到省计生委任办公室主任。我刚参加工作时，他是干部培训班表现突出的学员之一。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一大批早就该受到高等教育的优秀人才，在1982年前后才得到在大学继续受教育的机会。我和干部培训班的学员们“心有灵犀一点通”，大家缺的是理论和学历，积累的是宝贵的工作和生活经验。我和这批同龄人亦师亦友，或者说，我卖力的教学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刘湘源处长就是其中一位。我们互相欣赏，经常共同探讨管理学理论，教学相长，其乐融融。他与熊源发处长一样，对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特别有感情，并且是行家里手。对计划生育工作了如指掌，说起计划生育的那些事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当初把两位退休老处长邀请到研究会是为了开展生殖健康教学，没想到如今中西部优质服务项目来了，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用武之地。他们特别熟悉基层，透彻了解计划生育系统的运作、优势和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为了开展中西部优质服务项目，他们能很快学习并体会到东部地区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项目的来龙去脉、真谛和精髓。同时，对于我所阐述的人口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关于优质服务的理论，他们能够把我学术气十足的表述很快“翻译”成政府部门和计划生育系统喜闻乐见的语言。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同事，中西部优质服务项目的设计才很快就步入正轨。

例如，我提出要引入国际生殖健康领域行之有效的若干研究方法和项目管理办法，包括运作式研究、参与性方法、优先领域确定方法等。人口理事会提出的运作式研究是一种特殊的研究方法，它的精髓和本质是以项目的规范操作与管理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对象，而项目的所有操作与管理都是在研究的指导下规范进行的。因此，它把项目的设计、管理、评估与研究巧妙地密切结合起来，特别适用于试点和示范性项目的开展。我提出中西部优质服务项目要以运作式研究为主要方法之一。两位老处长思考之后，不仅表示支持，还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性证据。熊源发处长思维缜密，逻辑性强，特别善于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规范和试点项目的原则结合起来。他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为中西部优质服务项目起草了技术服务的新规范。刘湘源处长特别爱动脑筋钻研，他非常擅长总结已有的原则方法，把“人人心中有，个个口中无”的口号提炼出来。例如，我提出中西部地区地域辽阔，计划生育的群众工作基础多样化，中西部优质服务项目的试点工作应当考虑一边研究和研讨、一边实施和推进、一边总结和完善。刘湘源处长很快把它总结为“三边”，即“边研讨、边执行、边提炼”。刘湘源处长还联想到同仁堂补肾壮阳的名药“参茸三鞭丸”，“三鞭丸”这种药计划生育工作者人人皆知。就这样，他把我提出的一个学术思想变成中西部优质服务项目的一条重要原则，并总结为“三边”，与“三鞭”谐音，成为计划生育系统普通干部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说法。我们三个人互补性强，配合默契，带动了整个师资队伍。研究生团队也积极主动，全力以赴配合中西部优质服务项目专家组的工作。那时候，整个研究所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加班加点成为常态，大家不知疲倦，全身心地投入项目工作。

开展中西部优质服务项目需要与云南省计生委无缝对接。时任云南省计生委科技处处长丁明起到了关键作用，她也是我们在从事生殖健康研究过程中认识的好朋友。早在她任处长前，已经在生殖健康研究领域取得多项成果。我和她在医学研究方面有很多共同语言，这让我们很自然地就在实施中西部优质服务项目方面达成了共识。丁处长在上下沟通方面表现出突出的能力。通过她，我们中西部优质服务项目小组很快与云南省计生委新任主任刀爱民取得了联系，并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中西部优质服务项目在云南省顺利启动，云南省计生委与四川、湖北、青海等省份计生系统的良性互动起了重要作用。中西部优质服务项目的设计和执行很快地进入佳境。

优质服务的精髓需要结合实际不断加深体会。还记得有一次在讨论项目的时候，医学院一位年轻教师说起了她的亲身经历。她说自己就是学医的，当然知道哪一项避孕节育措施更适合自己。可是昆明医学院是属于西山区管辖，西山区计生部门要求作为一名“一孩”母亲的她一定要放环。她很明白什么避孕方式最适合自己，可是为了学校的名誉，不得不违心地接受了区计生部门替自己做出的选择。说到伤心处，这位年轻教师流下了眼泪。这使我们师生内心受到冲击，更加努力地钻研优质服务项目，使其更加接地气。

我们学位点的老师来自全国不同院校，学生则主要来自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云南、四川、甘肃等地，可以说是一个来自五湖四海的集体。中西部优质服务项目实现了我的一个小梦想，即打破“象牙塔”培养研究生的传统模式。实践证明，新的培养模式很接地气。在面对很多不可预料的实际困难和问题的情况下，培养了来自多个省份的研究生，最后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记得有一次在研究生的招收季里，我们研究所办公室主任唐月华教授悄悄地告诉我说：“张老师，这批来面试的学生中，有一位看起来比你还要老，怎么还来读书呢？”后来我了解到，这位同学小蔚来自山西农村，执着于追求学术深造，从北到南坐火车来，可能是为了节约舍不得买卧铺票，来不及理发和剃须，所以看起来还真的比我这个老知青教师年纪还要大。在面试当中，我特意安排机会给这位同学展示自己了解中国北方农村实际的特长。这位同学后来被录取了，在我们团队中成为一位踏踏实实学习、认认真真做事的研究生。

我们的梦想是在云南边疆，按照国际上培养研究生的规范和标准，培养出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的有用之才。我们团队在中西部优质服务项目中受益颇多，除了教师团队废寝忘食地投入，产出丰硕成果之外，学生也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在学生中，小李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他学习认真独立，批判精神特别强，对几乎所有的学术问题和实际操作有问不完的问题与不满现状的批评意见，是我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小蔚和小李这两位学生全身心投入了中西部优质服务项目，在老师的带领下，很快就系统学习了国际生殖健康优质服务的理论，同时脚踏实地，认真学习东部地区成功的优质服务项目经验，悉心领悟，创造性地移植到中西部优质服务项目中。几年的中西部优质服务项目使研究生得到了锻炼，并促使他们成为受用人单位欢迎的年轻才俊。毕业后小蔚到了北京工作，成为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人员，并直接参与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项目办公室的工作。小李则成为云南省疾控中心的业务骨干。之后，他到耶鲁大学访学并深受赞誉。研究生的突出表现证明，通过优质服务项目培养人才的模式可圈可点。

总之，我们硕士点的老师和研究生，通过优质服务项目对计划生育这一“天下第一难事”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的研究生基本上是未婚的青年男女，在推动项目工作过程中遭遇的困难之一是怎么面对计生干部和群众说的笑话或“段子”。在开展计划生育工作过程中，有很多困难的事情要做。在群众的生育意愿和政策规定之间，很多地方存在矛盾，需要计生部门的干部千辛万苦地去化解。计划生育战线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已经习惯了自己的工作，他们苦中作乐，会说出很多生动的段子来。比如，他们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走遍千山万水，走进千家万户，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克服千难万险。”有时候，大家还得说一些笑话或者段子，将大道理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出来，同时也让自己的工作压力得以释放。计划生育与人们的性健康有关，所以有的段子还比较“黄”，未婚的研究生听了难免有些尴尬，有时候还特别难为情。当然，最重要的莫过于要能够正确判断，自己听的哪些是笑话或段子，哪些则是优质服务项目可遇不可求的宝贵信息。

牟定县是我们中西部优质服务项目的试点县之一。在生殖健康的需求评估过程中，有一次座谈会结束了，一群农村大嫂还不肯散会。她们问做记录的小蔚，说：“你是医生，我们问你个生殖健康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下身痒得厉害，就用洗衣粉去洗洗。你说，衣服可以用洗衣粉洗得干干净净，可为什么用洗衣粉洗下身，却越洗越糟糕呢？”小蔚是一位未婚男青年，一时被问到，脸红得像关公，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大嫂们则说说笑笑，这个尴尬的事情就过去了。事后，我拿出小蔚做的小组讨论记录看，发现没有把这个问题记录上去。我说：“小蔚，你要知道，那天这件事绝对不是笑话。农村妇女生殖健康有这个需求，我们应当记录下来，并且还要说得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小蔚刚从北方来读研究生，没有参加过我们硕士学位点主办的全国第一个生殖道感染国际研讨会。当时生殖道感染在国内医学界都还是一个新的概念。

后来，我们专门请唐月华教授和这些彝族农村妇女补开了一个座谈会。唐老师说：“各位大姐，我是一个口腔医生，也是女性。我们女性的下身里有一些正常的细菌，就像我们的口腔里一样。细菌不一定都是坏的。我们吃东西的嘴里就有很多眼睛看不到的细菌，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消化吃的东西。同样，我们女性的下身，医学上叫作下生殖道或者阴道，也和口腔一样，有各种细菌。阴道里面的细菌在正常的范围内可以保持一个很好的内环境，使我们感觉舒服，同时也可以抵御很多疾病。下生殖道和口腔一样，都有酸性和碱性的环境。我们女性下生殖道的环境，在正常情况下是带有一定酸性的。每当这个平衡被打乱时，我们就会产生很多不舒服的感觉，严重的还会导致疾病。上一次开会，有位大嫂问，为什么用洗衣粉去洗下身会越洗越糟糕，这是因为洗衣粉主要是碱性的。原本当我们感觉下身不舒服时，就是酸性的内环境已经被打破了，正常的细菌群受到了严重影响。这时候再用碱性的洗衣粉去洗，就会把本应该是酸性的环境弄得更糟糕。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用碱性的肥皂或者洗衣粉去洗！”大嫂们听了连连点头。就这样，在欢声笑语中，一个严肃的生殖健康的重要问题自然地传播到育龄妇女群体中去了。唐老师还不失时机地讲道：“我们来和大家一起讨论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就不能仅仅关注人口数据，更重要的是关心育龄妇女的健康。我们就是要公开讨论‘妇女病’这些问题，讨论妇女的生殖健康，就像讨论口腔疾病一样。这是一个健康问题，不要不好意思，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讨论！”后来小蔚明白了那次彝族妇女的提问其实很重要，大嫂们所表达的对生殖道健康知识的渴望应当被写进座谈会的记录里面。

这份会议记录报到云南省计生委后，丁明处长很快就发现了这些讨论的价值。她参加过我们昆明医学院健康研究所主办的全国第一个生殖道感染国际研讨会。基于她的专业知识和敏感性，丁处长对来自基层的育龄妇女座谈会资料特别重视。时间又过了几个月，中西部优质服务项目到了整体推进的阶段。按照计划，我们需要云南省牟定县妇联也参与中西部优质服务项目的领导。可是当时任县妇联主席的是一位特别有个性的彝族妇女。一开始她就明确表示：县妇联的工作千头万绪，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项目自己就不参加了。而按照设计，妇女生殖健康和生殖权利的讨论当然离不开妇联。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一定是一个全面的工作，而不仅仅是技术服务，也不仅仅是为了让人们避孕节育啊。丁处长和我多次找牟定县妇联协商，就是谈不通。丁处长还专门请来了楚雄彝族自治州妇联的孟主任。孟主任本身也是一位彝族的优秀女干部。我们三个人又和牟定县妇联主席进行了多次交流，然而进展都不大。丁处长非常着急，我们一筹莫展。事情的转折点出现在丁处长专门和她讲起了牟定县基层彝族农村妇女出现生殖道感染，用洗衣粉洗自己的下身，却不知为什么越洗越难受时，打动了这位县妇联主席。丁处长把其中的医学道理深入浅出地讲了一遍，县妇联主席听得相当仔细。她接着问道：“丁处长，你们搞的这个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项目，难道还管妇女病吗？”我们把相关文件再次解释了一遍，丁处长还耐心地和她说：“现在有很多药商是在挣妇女的钱，他们把妇女病说成难言之隐，‘一洗了之’，这只是在推销他们的洗液而已。而我们的优质服务项目，是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真正为育龄妇女的健康做事啊。”她站起来说：“现在我知道了，你们做这个试点，是真正为我们彝族妇女的健康和生活着想，是为我们妇女做好事啊！那我这个县妇联主席现在就表个态，我一定参加你们的试点项目。我还要带头把全县的妇联干部都动员起来，积极参加项目活动！”此后这位县妇联主席一直积极工作在项目第一线，带头发动妇女，成了中西部优质服务项目最得力的干部之一。丁处长和她的沟通，真正起到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作用。

中西部优质服务项目有力地推动了昆明医学院的学科建设。非常幸运的是，优质服务领导小组和专家组在政学研结合、培养年轻学子方面发挥了明显的优势。专家们既了解国际前沿，又对国内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现状了如指掌。他们讲起理论如数家珍，并结合实际提升理论，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结合，为我们学科点的老师和研究生树立了典范。此外，刘湘源和熊源发两位老处长被学校聘请为客座教授，这对于学科建设可谓如虎添翼。两位专家直接指导研究生，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实际经验、丰富的管理理论传授给来自全国十多个省份的研究生。事实证明，这批研究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和成长。毕业后，他们有的到了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有的到了上海市计划生育科研所。从西部非重点院校毕业的研究生，能够到北京、上海工作，成为国家级研究机构的成员，这在昆明医学院非常少见。中西部优质服务项目在云南、湖北、四川、青海等几个省份开展，为研究生的成长创造了极好的平台。一方面，中西部优质服务项目是一个和实际紧密结合的项目。研究生边学习理论，边参与项目，从国家到地方层面的各种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活动他们都有机会参与，接了地气。另一方面，学科点对国际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让研究生能够从实际工作中接触国际上最新的英文文献。更重要的是，研究生有机会接触到国家和地方各级计生干部，以及国内和国际优质服务专家。研究生说，专家学者们的言传身教使自己学会了做人做事，终身受益。

经过几年的时间，小蔚和其他研究生一起多次参加了多个省份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项目活动。大大小小的参与式讨论会、跋山涉水的社会调查使小蔚和其他同学一样，对生殖健康的理念和内容有了深切体会。讨论起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和性，他再也没有出现尴尬的情况。昆明医学院健康研究所的老师们手把手地指导这些未婚的青年男女，使他们能够很自然地和育龄群众讨论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问题。

小蔚对多样的民族传统文化也很注重学习。有一次他问我：“张老师，一般个人的隐私总是要悄悄说，为什么牟定县那一次彝族农村妇女的讨论，人越多越不害羞，反而能够讲出来呢？”我告诉小蔚：“少数民族往往和汉族不一样，每个民族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一件事害不害羞，能不能在大庭广众下讲，要看每个民族自己的传统文化。你跟老师到彝族地区好久了，注意到没有，有一句话彝族的男女老少经常在讲，‘山潮水潮不如人来潮’。彝族群众崇尚火和老虎，强调人多力量大，这可能和历史上居住在山区，猛兽多、疾病多等原因有关系。所以他们强调人的重要性，人多力量大，人潮比山潮、水潮更重要。另外，可能我们汉族人认为特别害羞的一些隐私的事，比如有关性，彝族和傣族等少数民族群众会通过山歌把它唱出来，大家朗朗上口，其中的一些道理，自然而然就成了大家的共识。”小蔚连连点头，在这之后他非常注意学习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后来他到了北京，在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能够很快适应全国各地不同文化下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指导工作的需要，这和他当时全身心投入优质服务项目还真的有点关系呢。

由于注重在国家重大项目中培养研究生，昆明医学院社会医学和卫生事业管理的学科建设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回想起来，中西部优质服务项目确实是一个和实际紧密结合的好项目，在政学研结合培养年轻学子方面发挥作用巨大、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