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是国际人口发展历史上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份。当年9月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了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强调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联、不可孤立看待人口问题、人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心等原则，成为多数国家的广泛共识。这次大会还明确提出“性与生殖健康及权利”的理念，确定“以权利为本”这一基本原则来对待人口、发展及性和生殖健康等问题。围绕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包括筹备工作和会议之后的讨论，国内外开始反思以往的人口和计划生育项目以及妇女在计划生育中的角色，认为仅关注宏观人口目标的计划生育项目往往忽视妇女的权利和健康，提出应当从帮助个人（或家庭）健康地实现生育计划的视角出发来衡量项目效果。这些反思和讨论逐渐超越了人口、医学和技术的范畴，扩展到地位、权利和发展等更广阔的领域中。1994年6月，北京召开了国际妇女生殖健康研讨会，包括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代表和中国相关部门官员以及国内外专家与会，围绕妇女生殖健康和计划生育展开研讨，尤其是关于生殖健康与妇女权利问题、妇女的生殖健康等问题在会议上被反复介绍和强调，而值得注意的是，会议纪要的最后提出了“提高育龄夫妇及社会各方面对妇女生殖健康与生殖权利的认识”“借鉴国际上关于妇幼卫生/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经验……将这六个要素作为评估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指标。可先在部分地区试点”等明确的倡议2633268。

我在初涉人口研究领域时，有幸赶上了这个变化的时代，并亲历了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景。1994年在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的非政府论坛上，聆听了有关生殖健康及妇女权益的各种讨论，受到人口学界“反思人口政策”呼吁的启示；此后又参与了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的筹备活动及非政府论坛，生殖健康与妇女权益的议题在这些活动中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在参与这些活动的过程中，我对生殖健康的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邱仁宗教授组织的几次关于社会、法律、伦理、妇女、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的研讨会，对在今天看来仍有些敏感的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对话。例如1995年4月的“计划生育、伦理学和人的价值研讨会”，研讨内容涉及妇女在生育和性中的自主性，生育调节规划及服务中的价值和原则，计划生育的伦理原则、目标管理、奖惩措施、知情选择以及计划生育工作向以服务为中心转变等问题2633269，当时有几位国家计生委的司局级干部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并发言。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在认真倾听了学者的发言和讨论后，时任国家计生委规划统计司司长张二力问道：“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但是我很想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做？”对这个问题，无人能当场直接回应。在我当时看来，这些国际理念都是由专家学者介绍而来，虽然我们用开放的态度认真思考了这些理念，但学习结果大多反映在会议文件、研讨会发言和学术论文中。直到1998年夏天，由于机缘巧合，我参与了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项目的评估活动，方深切地感受到计划生育高层管理干部渴望改变和学习的积极性以及基层计生干部的能动性，并看到这些以人为本和关于生殖健康权益的理念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被各地灵活运用到优质服务试点工作中，促进了优质服务活动的开展，产生了显著的效果。此后连续多年参加与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相关的项目活动或评估研究，看到这些国际理念在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和计划生育工作基础上得到了具有创造性的应用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