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中国同行问我，当初福特基金会为什么资助中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项目。我的回答是，1996年的一天，当张二力和顾宝昌走进我在福特基金会的办公室，向我介绍中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项目，并提出申请福特基金会资助时，我想他们真是找到知音了。当时我看到了这个项目的重要意义，毫无疑问我会尽全力支持，不仅是资金支持，更为重要的是提供国际技术支持和交流，使试点项目能够真正促成中国的强制性计划生育工作发生改变。

时任国家计生委规划统计司司长张二力负责制定和监测中国人口控制目标。与他共事后我发现他是一位真正有人情味的男士，他意识到改革开放为中国计划生育改革提供了机会，并立刻抓住这个机会。顾宝昌是我刚到中国工作时就认识的中国顶级人口学者，他是20世纪80年代初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项目第一批资助到国外学习人口学的杰出留学生之一。当时联合国人口基金刚在中国设立办事处，而我在中国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负责这个初建的留学项目。顾宝昌是一大批留学博士中的一位人口学者，师从人口学领域国际著名教授。他和其他留学归国的经济、社会、统计等领域的学者们组成的智囊团，成为学术研究和政府管理的智库。顾宝昌参加了1994年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翻译了大会《行动纲领》，他是改变计划生育工作模式将关注重心转向服务对象的关键搭桥人。张二力和顾宝昌在我办公室提出的中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项目简直令我震惊。

当时刚开过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这是1994年和1995年两次重要国际大会2633270的第一个会，这两个大会改变了计划生育工作模式，将其从人口控制转向生殖健康及权利的框架。这个框架的核心是朱迪斯·布鲁斯的优质服务框架，该框架构建了以服务对象为中心和以权利为基础的新型工作模式，支持避孕方法的知情选择是工作内容之一。时任国家计生委主任彭珮云参加了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她意识到中国需要跟上国际转变的步伐。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两难处境也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当时联合国人口基金一直促使中国政府取消导致强制行为的人口控制目标，与此同时，联合国人口基金又顶着最大捐赠国——美国的压力，拒绝关闭其在中国的办事处。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极其重视其在联合国的作用，但拒绝屈从于国际上对于旨在缓解国家紧急状况的国内项目（无论其设计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施压和干涉。中国的统计学者和科学工作者曾认为，中国人口持续数十年的快速增长会危及经济增长和社会服务。

张二力和顾宝昌当时的说法引起了我的共鸣。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召开之前，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已经在中国为联合国人口基金工作了4年，当时计划生育的主要目的还是控制人口快速增长。联合国人口基金北京办事处是邓小平提出“四个现代化”之后首批入驻中国的两个联合国办事处之一。为实现GDP翻两番的规划，中国政府提出了到2000年力争把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然而当时中国人口到底是多少需要通过1982年的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去摸清，这是当时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主要工作之一，还包括培训顾宝昌等人口学者开展人口学教学与研究。我在联合国人口基金北京办事处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去哈佛大学攻读人口和公共卫生博士学位，并于1987年重返中国。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中国计划生育项目，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我在中国4个县的农村进行了实地调查，更清楚地了解到中国计划生育的政策和实际工作。我与国际上一些人口学者合作，致力于研究除了社会经济因素之外计划生育项目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在文献查阅和论文研究过程中，我开始关注总部设在纽约的人口理事会发表的有关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文献，并决定收集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项目的信息。此后，洛克菲勒基金会有意进一步在中国开展工作，我则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顾问参与了在中国部分区县引入新型避孕技术（皮下埋植技术）的试点项目2633271。当时我也与人口理事会的朱迪斯·布鲁斯和安德鲁·贾恩在有关非洲开展优质服务的一系列活动方面密切合作，这也是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新工作组工作的一部分，该工作组的任务是将优质服务指标引入计划生育项目评估中。我成了优质服务新模式的支持者，虽然并没有得到各有关方面的完全赞同，但我认为应当将这种模式纳入中国项目中。这些经历发生在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召开之前，在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召开之际，优质服务已经作为将保护妇女及其生殖权利理念更好地纳入计划生育项目的重要模式被采纳。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国际社会认为引入新的优质服务工作模式，可以在现行生育政策和人口控制计划之下，保障和维护妇女与夫妇的生殖权利。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进一步支持和重新强调了优质服务模式。

我在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后不久来到北京，感受到社会各界对生殖健康和妇女权利的关注，但是与国家计生委这个负责落实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政府机构几乎没有接触。我注意到彭珮云主任参加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之后提出中国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两个转变”的宏大目标，并意识到这是我参与和施加影响的关键机会。张二力和顾宝昌告诉我，试点项目最初是作为联合国人口基金项目提出来的，但是联合国人口基金为了促使中国政府取消人口控制指标暂停了对中国的资助，于是他们来找到我。我同意资助这个项目。然后我联系了朱迪斯·布鲁斯和人口理事会，他们同意合作，我们就成立了名为“国际联络小组”的顾问组，由人口理事会、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以及其他专家组成，专家们定期开会，回顾试点项目的进展并提供咨询意见。露丝·西蒙斯是我们的重要专家，她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之前就已经相当深入地参与了项目工作，布鲁斯和西蒙斯都为本书撰写了自己的故事。我曾与中国同行们写过一篇文章2633272介绍中国优质服务从试点项目拓展为全国计划生育改革的全过程，发表在2006年的《计划生育研究》上。

最后还要就优质服务试点的重大事件和后续成果做些说明。参与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项目的核心人员还参加了由人口学者、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组成的“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从2004年起多次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调整并最终取消独生子女政策的建议2633273。2013年中国政府终于宣布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并于2015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此时，中国人口结构失衡问题日益显现，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出生人口的减少，新增劳动力数量急剧下降、老年人口规模庞大且比重持续上升、出生性别比失衡等问题开始凸显，中国人口专家将迎接新的挑战。而对我来说，在福特基金会这些年最难忘的个人经历之一是安排简·方达去德清县考察优质服务项目。在从上海去德清的往返途中，我们在车里共同度过了八小时，畅谈人生！

（郑真真翻译、解振明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