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山是第三次苗族大迁移的主要集结地。从凯里高铁站到西江千户苗寨，大山绵延不断，巍巍直上蓝天，峡谷中流淌着白水河，哗哗的声音一片，峡谷是那样深，两边的山是那样近。1855年始，黔东南苗民进行起义，12年间从贵州直指湖南晃州、芷江、靖州。1867年，曾国藩平定太平军后挥兵对付苗族起义军，苗军以雷公山为大本营处于守势。起义将领杨大六是郎德人，张秀眉是台拱镇板凳寨下寨人，李拱皆是台拱镇坝场人，官宝牛是三穗县寨头人，包大肚是施秉县平寨人。1872年，杨大六和张秀眉在雷公山乌东坡被俘，在长沙遭酷刑而死。《孙子兵法·势篇》曰：“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晚清时期朝廷要应对国内外的严峻形势，以曾国藩为代表的经世致用学派得以发挥作用，他们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方面体现出开放性，在处理同外国人的冲突方面很理性。同治中兴的现象说明儒家文化是有生命力的，以往几千年不变的文化从此不断变化，但保持社会结构的稳定性是发展的前提。

西江田园

西江白水河

西江大门口有一个浙江老板说：“我告诉你，我的客栈装修很好，里面空调、卫生间、热水器都有，只收你80元。”但我还是想先转一转，那浙江老板很激动地问：“你为什么不愿意住我的？”一个本地人领我到他家，上山经过许多巷子，又转过几道弯，但我还是走了。西江苗寨，商铺都是两三层的新木板房，有苗族酒、雷山茶、苗银，有腊肉、腊肠、糍粑，夜晚灯火辉煌，溪水哗哗，游客如织，仿佛是天上的街市。第一风雨桥处，小吃味美，白水河里花灯无数，山上万家灯火呈牛角形。早上来到田园，一大片稻田金黄，河流奔涌而来，河床高低几叠，水中遍布石子，在风雨桥下弯转流向深深的白水河。人们将稻子往大木盆里装，田野间竖着一束束草垛，田里游着谷花鱼。稻田中有小石子路，路边有卖糍粑的，有卖鲜榨饮料的，有卖苗银的，田里有做餐饮的。有红薯地，有荷塘，山坡上有人家，山上有梯田，红、绿、黄一片，河上有便桥，有人赶着马从山上下来，有人在小路上推着独轮车行走。山上南门处有古井，接的是清泉水，街道下面是白水河，河那边山上有一大片房子。沿着石阶下到白水河，可见山坡上的楼房高低一片，过道顶上都是上层楼的地板。白水河边梓木和梧桐高大，水声那样响，白水那样耀眼，河上有六座风雨桥，岸边都是树木花草，到处都是游客。河边小吃街有“董哥烧烤”，烤的黑毛猪和嫩豆腐味道极好。董哥说：“这里过虎藏节很热闹，13年过一次，过苗年也很热闹，都要穿苗族衣服。”旁边店里的人说：“我们的祖先是蚩尤，和黄帝打仗打输了，慢慢就逃到这里来了。”第六风雨桥上面有古街，有个卖三七和天麻的当地人说：“西江地盘大，旅游开发做成功了，第一线房租每年100万元，房子是外地人来修的。我的这个门面租金是每年40万元，如你要租房做生意，现在正在风口上。”沿着石阶上山，褐色的房子是以前的民居，寨子最上面有棵守寨树，有一家苗医是被国内医学界认可的，有老太太在自己家卖酒和药。有个刚从贵州民族学院毕业的小伙子在卖苗人长街宴票，他说：“雷公山海拔1700多米，白水河发源于山上的两条溪流。小时候我爸爸经常带我到雷公山上打猎。我打算在这里积累一点经验再出去，这里每个月发3000元。”汽车站的司机说：“这里人一般都上大学，上清华的也有，出去后都不想再回来。”贵州人的需求正在改变，人的欲望由基本的向高级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是相互促进的。

郎德苗寨的门票是60元，售票员只收20元，西江100元的门票在这里3天内有效。经过巴拉河上的大桥，下寨有宽大的马路，马路边晒着谷子，有几个小伙子在街上走，小餐馆里有牛肉米线。苗族人的房子在山坡上。山上树木茂盛沿着巴拉河栈道去上寨，河流弯转，水流很响，河中露出大片沙滩。一片稻田高高低低，写着“农家乐”字样的屋前坐着妇女和老太太，100元住这样的地方很好。房子是三层楼，旁边有梯子，楼上房间前有走廊。那妇女铺床时说几个外国人刚住过几天。这家有个小伙子中专毕业，准备到浙江工作。在隔壁家吃晚饭，菜味道很淡，汤里面不放盐，谷花鱼50元一份。读二年级的女孩聪明活泼，书包已经很重。男主人种地回来很晚，一回来就埋头吃饭。那女主人说：“我们这里1986年就开发了，地方小，政府要保留先辈做的房子，这里人一直不多但一直有人，我们这里的女孩都很聪明。”几个吃饭的昆明人说：“云南这样原生态的地方几乎没有了。”以前在大理遇到过一个湖北老乡，他说那里的三国文化是不应该过于提倡的，但三国人物的智慧在市场经济的生产性劳动中还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封闭停滞的地方的人们主要关心资源的分配，接受某种文化的人多就产生规模效应而形成路径依赖，而开放和发展的地方的人们关心创新性活动。每个人都应该按照个性而发展，要增强离开单位后的能力，一个地方应该让不同类型的人才发挥作用。夜晚繁星点点，一片宁静，早晨鸡鸣不止。稻田一层层，一片木质的吊脚楼中有青石板石阶。巴拉河中有鸭子戏水，有农人挑着东西从河面石子上走过，村里的山歌一阵阵响起。郎德寨的村民说，“鱼住滩，人住湾”，他们元末明初从山顶搬下来，在山麓安家建寨。山坡上有木制的寨门，寨门口有石凳和木凳，门前高大的皂荚树上有群鸟栖息。从寨门到杨大六故居，石子路弯弯曲曲，有古井将山上泉水引来。杨大六故居是两层的木板房，石子台基有一人多高。杨大六20多岁时一人独过，常有外面朋友来造访，接客室有竹杯和陶水罐，用具为竹制品，有米桶、木斗、刀具，有铁三脚架和火坑，衣服颜色为黑色。下面小广场由石子铺成，有一面铜制大鼓很威风，四周屋顶上都盖着小瓦。中心广场有柱子，柱子上面有牛角，男的都身穿黑衫、头裹黑巾，女的帽子上有银制牛角，吹着号一起在广场上走，博物馆台阶上坐满游客。导游说：“走在这里的青石板路上还是很有感觉的。”沿青石板路上山顶祭祀台，有鸡啄食，土狗很多，田里长着尖辣椒和小西红柿，屋顶上晒着谷子，山边有梯田金黄，山上还有人家。这里的民间运动有斗牛、斗鸡、爬坡、“上刀山下火海”等。扫寨是苗族祭祀火神的习俗，寨老买黄牛或肥猪一头，雄鸭、雄鸡各一只，摆上17个酒碗，龙日在专用水井取新水，巫师捆好旧火把，用棕叶草编火星鬼，每户分一份扫寨肉。清咸丰年间这里共有70多户200多人，起义后幸存15人。老子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后来从凯里舟溪迁来几户吴姓苗人，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至50多户260多人，现有147户500多人。这里的游客来自30多个国家，共有100多万人次。1988年，澳门摄影学会题字“热情好客”。曾担任贵州省委书记的钱运录等领导同志曾来此视察。

郎德上寨民居

排乐村在郎德寨上游，离凯里市区只需要半小时车程，11月18日开始这里过年两周。天下着蒙蒙细雨，桥头有些稀泥，山村一片云雾，时时响起鞭炮声。街上有几家小卖部、米粉馆，有一个卖肉的人说这里每周一赶集一次。走过桥，一个姓杨的浙江人说“这边走，这边好玩”，他在贵州做装修生意十几年了。他哥哥做玩具批发生意，每年收入几百万元，并娶了苗族媳妇。那三层的高楼用了40多万元，是他哥哥修给丈母娘住的，这里修房子不像在浙江那样受限制。当时上面的一户人家不许修房，他哥哥说“我就修了，看你怎么办”。不久他哥哥拖了两头猪来，都有200斤左右，几个人用绳子系着猪的脚，把猪抬上石阶，猪叫个不停。苗族人很喜欢吃猪肉，他哥哥今年已经买了5头猪，明天他哥哥的不少朋友要来玩，还有很多亲戚要来，苗族人过自己的节日时不上班。他哥哥的儿子大学毕业，在浙江工作一年后回来了。“浙江那边以工作为主，我师傅每天八点上班晚上还加班。这里以吃喝玩乐为主，上班还可以提着鸟笼去。”上山的路弯曲陡峭，据说三年以前更加陡峭。山上住着七八十户人家。和杨老板以及苗族阿婆一起吃的是腊肉火锅，这家是四兄弟中的老二，只生了三个女儿，一直有点受气。那苗族阿婆说：“隔壁家大哥，他家做房子时我给了200元钱，还一直给他们烧火，而我们做房子时他来都不来。”晚上这家的二女儿和女婿回来了，买了些橘子、米糕，还带来两个孩子，男孩8岁，女孩3岁多。那女孩刚哭了一会儿，然后就唱歌跳舞，“这是我的头，这是我的脸，这是我的腰，这是我的腿，还有我的十个小指头”，又在沙发上跳着喊“摇摇船，摇摇船”。晚上杨老板喊我出去转一下，黑黑的山寨中有几个人在路上吃野兔喝酒，有个人要看我的身份证，还要照个照片，杨老板说：“身份证你们不能随便照的，只有派出所有这个权力。”杨老板说这里的人以前喝酒后喜欢打架，他们喜欢看牛打架、鸡打架、狗打架、人打架。后山是原始森林，砍柴的少了后野猪就多了，庄稼被野猪破坏不少。晚上和杨老板一起睡地铺，爬着梯子上阁楼，主人后来又抱了个被子垫在下面。早上有猪的叫声，打糍粑的声音很响。那小女孩说：“我喜欢过生日，还有一个月。”这里没有过年给小孩儿压岁钱的风俗。吃饭时火锅里面肥肉较多，又有两盘炒猪肝和肥肠，这里的米酒很好。同桌的是清水江边的水苗，他们以前都在文山当兵。他们用车送我到高铁站去，巴拉河边苗族村寨停满车子，都是来苗族人家过年的。

发展中地区以往是以习俗为主导，现在城乡结构一体化发展迅速，行为要以市场规则为主导了。杨老板谈到在浙江做工程，若老板未按照合同按时给钱，员工给劳动局反映后很快就可以得到解决。这边就不一定了。他们有一项30多万元的业务，做好后要不到钱，做工的都在杨老板家吃和住，最后还是一个福建老板给了工钱，福建老板是那工程老板的合伙人。制度经济学认为：“当秩序占据主导地位时，人们就可以预见未来，从而能更好地与他人合作，也能对自己冒险从事创新性试验感到自信。这样人们在寻找能与之合作的专家方面将更易于发现其所需要的信息，更易于猜测什么可能是这种合作的代价和回报，结果是发现和应用更有用的知识。”2637314贵州地方政府很重视信用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较复杂社会的专业化与劳动分工程度的增强需要正式制度建设，铜仁高铁站的宣传牌上写有县法院的标语“着力打赢执行难硬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