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前后，中国社会学界就在讨论我们遇到的一些新的转折点。这些转折点使我们感到，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后，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发生了一些根本性变化。比如说，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顶点后开始回落，人们开始讨论是否出现库兹涅茨收入差距倒“U”形变化曲线的转折点。再比如说，2012年中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开始下降，每年减少几百万人，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深刻变化，这对中国发展的劳动力成本产生很大的影响，即所谓“刘易斯转折点”。还比如说，改革开放前30年的改革，主要集中在经济体制改革，现在我们是“全面深化改革”，实际是改革向其他领域特别是社会领域扩展延伸，因为没有这种配套的扩展延伸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本身也难以继续深入。

从经济增长的速度看，中国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即“新常态”。改革开放的前30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上是围绕着9%增长率的中轴上下波动，现在是围绕着6%增长率的新中轴波动，而且不可能再回到以9%为中轴上下波动的时代。在新的发展阶段，发展的动力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过去在增长的贡献当中，2/3来自投资和出口，而现在大概经济增长2/3的贡献都来自国内消费。另外，我们也看到，由于劳动力总量和比例的下降，低成本劳动力的时代已经结束。过去中国制造往往被视为廉价制造和仿造，现在形势倒逼着我们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品牌树立。

从居民收入来看，改革开放的前30年，绝大多数年份居民收入增长是低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的，但近10年来居民收入增长基本是高于GDP的增长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居民收入用31年时间在2009年实现人均收入突破1万元大关，此后用5年时间在2014年实现人均收入突破2万元大关，这种突破在近年来一直持续。这些变化对消费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消费的结构来看，随着收入的增长，全国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从1978年的63.9%下降到2018年的28.4%，食品支出与非食品支出比例，大体从“七三开”转变为“三七开”。家庭消费中在通信、娱乐、休闲、医疗、教育等其他领域支出的比例更大了，收入的快速增长是改变中国家庭消费结构的决定性因素。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作为衡量国内消费主要指标的“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实际上并没有出现奇迹性的变化，反而呈现增长率下降的态势。也就是说，尽管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到60%以上，但这种提高很大情况下是由于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下降造成的消费贡献的相对提高，并不是消费在绝对量的增长上出现了奇迹性的变化。

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国内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而且几乎所有的发达大国，经济增长都要依靠消费的支撑。但实际上，中国的消费率，包括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从全世界比较来看，都还是非常低的。2015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只有37%，同年世界居民消费率平均是58%，高收入国家平均是60%，中上收入国家平均是58%，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是66%，低收入国家平均是78%。2015年，与中国同属中高收入组别的国家中，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泰国的居民消费率分别为64%、67%、54%、47%，其他四个“金砖国家”巴西、南非、俄罗斯、印度在2015年的居民消费率分别为64%、64%、52%、59%，都远高于中国37%的水平。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这是一个很罕见的现象。当然很多人解释，中国人之所以不花钱是因为中国储蓄率高，中国消费习惯跟西方不一样，西方是把下一辈子的钱先借来花了，中国都是存钱给下一代花，认为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差异。但实际上用文化来解释任何消费行为，都是非常牵强的。消费的行为和预期，更多的还是受一些客观经济社会条件的影响，而不是由文化决定。

当然，目前中国消费的增长还是高于GDP增长和收入增长的，但也遇到增长的新瓶颈。1994～2017年，中国居民家庭储蓄存款余额年均增长16%，储蓄的增长远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长，或者说居民储蓄增长中有很大一块是收入增长统计中没有统计到的。收入和储蓄是扩大消费的基础，目前62万多亿人民币的居民储蓄，看起来是很大的消费潜力，但与此同时，中国居民家庭的住房贷款也达到了36万亿元，相当于居民家庭储蓄余额的近60%。中国居民家庭负债的急剧增加是未来消费增长的新瓶颈，也潜伏着很大风险。

在中国，过去家庭债务是非常低的，但现在家庭债务快速上升，去杠杆的话这也是很大的风险点。中国也并非不会发生次贷危机，一旦楼市出现问题的话，这个风险也会爆发。另外，在中国所有的家庭资产当中，房产已经占到全部家庭资产的68%。社会学家开玩笑，说中国现在进行社会分层的话，就按房子分，无房户、有房户和多房户，在北京和上海有1套200平方米房子就相当于有2000万元的资产，5套房子就是亿万富翁。但这种财富的风险也很大，一旦楼市泡沫破灭，所有家庭财产都会大幅缩水。

未来消费的增长也会遇到一些新瓶颈，过去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不仅居民储蓄增长率远高于GDP增长率，而且财政收入的增长率快于储蓄的增长率。但这些年来，财政收入和居民储蓄的增长率都在下降，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下降得更快，两者的增长速度也已经比较接近。

为什么在中国需要消费作为一种基础性的力量支撑未来经济增长的时候，中国的消费率还这么低？对消费行为的分析，主流的当然是收入决定论。没有钱怎么消费？但消费行为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居民的消费理念、预期、倾向、偏好等主观因素有很大影响，这些主观因素在深层次也受客观因素决定。比如说收入分配的结构对消费行为影响巨大，经验研究的结果表明，不同的收入阶层消费弹性差异很大。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收入差距对消费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果说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最大的成就是经济和收入的快速增长，那么最大的“软肋”之一，就是收入差距的快速扩大。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大国之一。

当然，造成中国收入差距的原因，与一些小的经济体不一样。例如，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收入差距也很大，但它们主要是在总部经济的特征下集中了大量富豪，财政供养人员工资（如公务员、教师）与一般劳动力市场工资差异也较大。中国则与印度很相像，收入差距最大的解释因素就是城乡和区域差距，特别是城乡差距，中国的城乡差距在世界大国中几乎是最突出的。中国城乡差距主要是经济社会结构和小农经济决定的。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农业的净产出已经下降到占GDP的7%左右，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是1%～3%，但中国的农业从业人员，即从事农业的劳动力，还占全部劳动力的27%，比发达国家高很多。用27%的劳动力去生产7%的GDP，可以想象平均劳动生产率和农业收入所得都是非常低的。尽管中国的土地产出率在世界上是很高的，这就是内卷化小农经济的特征。农民较低的收入，还要供养41%的农村常住人口，当然实际上农民的生活需要非农打工收入和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来补助。中国农民户均0.5公顷的耕地面积，如果只是种粮，没有其他收入，无论怎样增加产出率农民都很难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发达国家的农民要想成为中产阶层，一般耕地规模至少也要达到30～40公顷。

我们知道，农民的消费行为和城市人的消费行为差异是非常大的，不仅是城乡居民家庭收入的差异，更是生活方式的差异，农民生活消费中有一部分是自给自足的。家庭消费存在一个规律，就是家庭消费率（家庭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随收入的增加而递减，人均收入越高的家庭，消费率越低；人均收入越低的家庭，消费率则越高。这也比较容易理解，即高收入家庭的消费饱和以及低收入家庭的消费不足。如果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过大，就会在消费上出现有钱的人已不需要更多的消费，而需要消费的人没有钱，这样就造成消费的瓶颈。从经验研究来看，中产阶层的消费弹性更大，因为他们更容易受消费理念的引领。另外，还有消费预期的影响。如果中产阶层预期不稳定，出于对未来消费的焦虑，消费行为也会完全不同。经验研究表明，中国稳定消费预期方面三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子女教育支出、医疗健康支出和住房支出。这三个因素是决定中国的中产阶层家庭对未来消费预期是否稳定的关键性因素。

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需要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当然对中产阶层的定义，在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不完全一致。经济学主要按照收入来测算，社会学则通常按照收入、职业和受教育水平来测算。社会学家假定中产阶层的消费行为和社会行为取向并不完全由收入决定。由收入单一指标来测算的中产阶层，也可以叫作“中等收入群体”。根据不同的标准测算，中国目前中等收入群体在4亿～6亿人。按照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的标准，即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把每人每天收入10～100美元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中国目前已经有近6亿人算作“中等收入群体”。然而，这个标准较低，很难在中国被人们认同。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制定的探索性标准，即把家庭年收入10万～50万元人民币定义为中等收入家庭，中国目前中等收入群体达到4亿人。按照社会学家推行的国际比较标准，即要考虑对一个国家和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观察，把居民收入中位数的75%～200%区间的人群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则中国目前中等收入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36%，约5亿人。从国际比较来看，36%的中等收入人群比例是比较低的。比如，我们曾开展过一个中国、俄罗斯、巴西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比较项目，按照共同制定的标准，把收入人群分为低收入群体（极端贫困人群、生活脆弱人群）、中等收入群体（中高收入人群、中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群体（富裕人群、高富人群），2015年中等收入群体在俄罗斯占56.5%，在巴西占43.9%，在中国占38.2%。如果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这个比例就更低。也就是说，如果按照一个类似绝对贫困线的中等收入线来衡量，随着中国居民收入的普遍增长，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和比例都会持续增长。但如果按照一个类似相对贫困线的相对中等收入线来测量，如果收入分配结构不改善的话，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不一定会随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长。

中国超常规的老龄化以及整个社会抚养比的快速提高，对未来的消费也会产生巨大影响。老年人与青年人的消费行为有很大差异，老年人通常被定义为消费更加保守。但中国的情况也许有例外，因为“中国大妈”的购买力往往令人震惊。所以消费预期的稳定也许比年龄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更大。但无论如何，老年化是影响未来消费的一个重要变量。

本文得出以下几条结论。

第一，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面临着许多与以前完全不同的问题和瓶颈，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已经从投资和出口转向国内消费，扩大消费成为维持未来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

第二，促进居民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是扩大消费的基础，但扩大消费还需要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稳定消费预期，继续消除贫困，特别是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

第三，形成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是扩大消费的重要前提条件。在中国，未来最有可能成为中产阶层的大群体，一是要靠农民工群体中技术人员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二是要靠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加入。这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扩大了中产阶层，就能稳定和扩大消费，未来的经济增长就有了基础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