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与广泛应用，但其也带来了治理上的新问题，需要立法加以回应。我国在人工智能立法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通过多层级、地域化、领域化立法初步构建起了人工智能法律治理框架，但仍存在立法层级低、立法规定落后、体系衔接不畅的问题。作为一种新兴技术，人工智能与传统技术并不相同，其数字化、智能化、前沿化的特点，一方面使得其概念范畴并不确定、具有模糊性，对其进行立法规制存在难点，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数据安全、算法风险等新型科技风险，现行立法难以对其进行规制，需要从立法对象、风险类型、规制途径等方面加以回应。在我国未来的人工智能立法中，需要明确人工智能立法的定位及其规范对象，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自主与开放兼顾、政府与市场相协调的立法原则，构建多层次的人工智能法律体系，从立法上完善分级监管、数据合规、伦理审查等法律制度，实现人工智能规制与发展的统一。